简介：前面经济、政治、军事三大标准，我把它叫做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数字可量化的标准。这都是国家的硬实力，“秀肌肉”主要是秀这三块。除硬实力外，后面还有两个标准，一个叫文化标准，另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制度标准。这两个标准我把它称为“大国的软实力”。

简介：宪法宣誓彰显依宪治国信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7月1日表决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宪法宣誓制度将从2016年1月1日起实行。以立法形式正式规定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对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公职人员在任职时向宪法宣誓,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制度。据统计,在193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明确作出相关规定的有177个。

简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简介：2016年4月10日，“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成果发布会暨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挂牌仪式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长王利明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分别进行致辞、该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教授组织课题组撰写，

简介：领悟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一般属性,认清其专有特色本质,有助于对其内涵的正确解析;把握西方法治话语体系应用于中国法治的弊病,熟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本土优势,认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法治话语体系的融合趋向,有利于深刻体会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推进需要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构建为基础,同时也要求在树立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信后使之自立、自强。以此为前提,有必要主动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深入挖掘传统法学理论、仔细推敲司法实践案例、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特色。

简介：法治是国家发展的可靠保障，关于法治思维的现代性思考，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现代性思维模式下，准确掌握“法治思维”的含义，对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充分发挥法治思维在推进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影响力、巩固社会主义法治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2016年3月20日，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中南财经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揭牌．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校党委副书记齐文远、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简介：一短篇论文里欲涵盖中国法律与政治哲学整个领域,势不可能.作者因而只自限于三个基本问题：（1）政治权力之基础;（2）法律与伦理之关系;（3）人类社会之终极理想及其实现之历史过程.甲政治权力之基础依据中土最古老之文献《书经》①之记载,一切政治权力之来源有三：天命、人民之善意与统治者之德行.

简介：我国实行法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通识,但选择何种路径实现法治却成为我国在初创法治治理阶段的理论难题。在借鉴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法治传统观点基础上,根据我国法治所处的初级阶段和环境态势,务实地将我国法治实现的路径选择定位为形式法治与精英法治。形式法治路径基于我国国情,其蕴涵的法治实质内容能够获得可行性辩护;精英法治路径基于人的能力差异性,并且与民主法治相容,还能以韦伯的＂卡理斯玛型＂自然精英要求来衡量和界定法治精英的标准,获得正当性的理论辩护。此外,比较考察自由主义两种法治观的发展路径,可以厘清和处理自由主义法治观所存疑的理论问题,即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边际问题和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关系问题,为我国法治路径的选择消弭理论障碍。

简介：全球治理时代的法治除具有传统法治的基本要素之外,还具有国际性和跨国性。当前法治包含国内、国际、跨国三个层面的含义;是动态的全球善治过程。就国内法治而言,不仅包括国际法规范,而且还具有国际标准。从法治的动力角度来讲,这是跨国因素和国际因素能够成为一国法治发展动力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原因。而法治的跨国动力和国际动力主要是指国际组织、跨国间非政府组织、国家等通过采取披露法治状况,强制性或非强制传播法治能力、知识和信念,敦促一国加入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相互间订立条约等方式促进一国法治发展的过程。就我国的法治发展而言,法治的动力应具有多元性,既包括人权的内驱动力、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新型动力主体的推动,又包括国际和跨国因素的促进等。

简介：法治行政文化建设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法治行政文化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着权力失范、法治思想淡薄、监督乏力等种种缺失.深入了解我国法制行政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意义,厘清当前法治行政文化建设中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我国法治行政文化,就必须培养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吸收优秀的行政文化成果.

简介：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是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具,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制度化机制。我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梳理我国地方法规性别平等评估的发展线索,借鉴国外法律性别平等评估的经验,明确法律性别平等评估的理念和目标,对我国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主体、范围、程序、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建立我国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对策和建议,对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法律全球化特别是西方法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引发了中国社会甚或非西方社会中法秩序的二元化:一个是名义上居社会生活主流、整体上来源于西方的国家法秩序,另一个是实际上居社会生活主流却'上不了台面'的、源自于历史传统的民间法秩序。从场域公共秩序逻辑角度所建构之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间法哲学论纲,确立了一种像国家法主体思维一样的民间法主体思维,主张:当下中国法治秩序状态的真正实现不能仅仅倚靠国家法及其所支撑的国家法治秩序,还要仰赖民间法及其所支撑的民间法治秩序;是为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二元观。

简介：对于刑法必须进行体系解释,割裂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只会背离理论运用的完整性。如果将我国《刑法》关于预备犯、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进行体系性思考,单一制与区分制、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区分又显现出另一番图景:其一,如果实行预备犯的普遍处罚制,共犯从属性说、共犯独立性说、单一正犯体系之间无万丈鸿沟,罪之有无立场一致,只是犯罪形态可能有异——预备与未遂;其二,客观主义之下,于定罪量刑而言,单一制与区分制之共犯从属性并无二致;其三,采区分制(主要是共犯从属性说)之学者,无视预备犯与单一制的理论可以共通,指摘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论难以成立;其四,犯罪形态上,由于我国《刑法》未确立广义未遂之概念,单一制有效避免了'一个行为两种状态'的理论困境。在此基础上,如进一步结合超越国别之单一正犯体系的优势,不难发现,宣示共犯从属性之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与一元犯罪参与体系的立场无根本对立,而且后者的论理高度一致、科刑亦属相对合理。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有必要采用一元犯罪参与体系。

简介：涉外民事审判中的法院管制权力具有非中央化、非单边化、牵涉多层次利益关系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导致法院的管制权力极易发生冲突。跨国法治是国际法治的一个分支,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具有强势和弱势两种形式。在跨国法治理念下对法院的管制权力进行协调,有利于减少法院管制权力的冲突,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促进跨国民事交往的顺利发展。

简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理念或社会治理方式,只有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时才具有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的法治具有不同的特定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法治的观念和看法也并非一概如斯。中国古代有无法治的辩论结果,有可能左右中国法治建设是继承法治本土资源还是移植外国既有制度的方向;澄清中国古代有无法治的理论误区,是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前提。

简介：梳理中国法治模式理论,有'外来型抑或本土型''政府主导型抑或社会促进型'和'法律主治型抑或综合治理型'三组主要讨论,与之对话、反思后认为,中国法治模式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应选准宏观民主实践和微观权力机制为着力点进行创造性转换。法治模式建构不是用来证明本土传统的可靠性,也非论证外国法律资源的优越性,而是能从法律视角解决自身现实社会争端。如果忽视自身民主实践和政治特色,那么某种'法治模式'形成的同时,也可能是自己真实法治实践的结束。权力'协同化'、民主'集中化'的民主生态是法治中国理论探讨的特质所在。

简介：由于缺乏法律化、制度化的政府间事权分配关系，我国各级政府间事权关系经常表现为支出责任被任意地逐级下放、“职责同构”现象以及剧期性的“收、放权”循环等特征，导致了财政负担被层层下移，地方政府的“全能”与“无能”同时存在，而“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周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简介：船舶溢油事故往往会导致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对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中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仍存在许多不明确之处,在司法实践中也争议不断。随着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索赔主体产生了新的认识和争议。根据《修正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对＂污染损害＂定义的发展过程,详细分析司法实践中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评估标准以及索赔方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简介：广东作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应当加强其法治建设，为丝路建设提供充分的法治保障。其基本要求是，广东的地方性立法应当符合上位法要求，立足于相应的国际立法和国际交流平台，立足于广东的优势和特色，加强法规的清理与供给。为此应当完善相应外贸、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涉外配套法规，促进贸易、投资、税收便利化；完善自贸区及海洋立法，加强自贸区建设，大力发展广东海洋经济；强化人文交流制度支持，促进民心相通。相对于法律风险的可控性，更应防范丝绸之路沿线不可控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