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裹挟下,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生命和生活也为经济和科技所绑架,而洞明生活意义和生命真谛、建构精神世界的能力日趋式微。关于孝道的理解便是如此。“孝”是“德”,还是“道”?将“孝”仅仅理解为“德”,严重消解了它的文明意义和智慧境界。在中国,孝承受着特殊的文化之重。在传统文明的顶层设计中,它承载着终极关怀的重托,是对生命永恒不朽的期许与承诺。在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的现代,孝承受着“超载”的文化重负,由于血脉传承压过不朽期许,世俗自救替代彼岸超越,在寻找经济、社会、科技的世俗替代中孝道失需、失用、失能,最后面临失传的巨大风险。在未来文明中,孝道承担着伦理型文化传续的文化重任,它有待追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孝道,文化将会怎样?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超载”下悄然兴起的“新家庭主义”也许为孝道的复兴提供契机。必须唤醒孝道,捍卫孝道。因为捍卫孝道,就是捍卫文化,捍卫文化安全。
简介:国家主义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价值论国家主义,二是方法论国家主义。在价值论国家主义的主张者看来,集体主义、权力至上、国家理性构成了国家主义的核心特征,“国家法制主义”则是价值论国家主义在现实中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国家主义的主张者看来,应通过国家自主性、治理术、能动型国家视角和实践性国家观等研究思路,对转型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具体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进行经验研究。由于价值论国家主义是一种强国家主义,有必要在肯定“国家法制主义”之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引入价值论个人主义,实现后者对于前者的有效节制。相比之下,方法论国家主义属于一种弱国家主义,具有较大的理论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可以为人们有效认识转型中国的法治实践和相关理论,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