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简介:<正>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分五编,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晚年期。著者在“前言”中说:“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寻求规律,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又认为要达成此艰巨任务,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即:考察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考察史学技术,即编纂学方面的发展;考察史著中文学手法与恶劣文风的斗争。通观全书,可见本书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以前二项为重点,后一项论述得比较少些。“前言”又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本
简介:中国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使用酒具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酒这个字,写作“酉”。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距今7000多年的造型如“酉”字的陶器。而距今4000多年的山东大汶口遗址中则出土了大量的陶制酒具──尊、豆、杯等。说起古代酒具,人们一定会提起夏商周传世的青铜酒具和陶质酒具,它们分别反映了上层社会与平民阶层的享受水平。青铜酒具在商代发展到鼎盛,它不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讲究配套,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举世无双的程度。周朝的酒具比商朝简单了许多,汉朝的酒具趋于简单、实用。唐朝时,唐人因其富裕,常用金银制成酒具,宫廷往往以金银酒具赏赐给宫廷外的官员文人等,这就使唐朝的金银酒具数量
简介:用石头作为刻写书籍的材料,具有经久不坏、长期保存等特点。远在文字发明之始,人们就已有在石头上刻书的举动。例如,在古埃及很早建造的金字塔和庙宇的墙壁上,就深深刻有文字和形态各异的图画。这些内容记录了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的生活过程与情景。又如,巴比伦国王汉莫拉比于公元前18世纪,把维护奴隶制的法律282条,刻在一根高8尺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这就是著名的《汉莫拉比法典》(亦称《石柱法》)。法典全文均用楔形文字铭刻,它是研究古巴比伦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根据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字刻石。《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石刻文献与金文文献一样,使用较为普遍。我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唐初年间在陕西天兴县(今凤翔县)发现了10个石鼓,而每个石鼓上均有刻文。有关石鼓文的刻制年代,历史上曾争论不休。有说是周代刻制,有说是战国时代秦国刻制,还有说是秦朝或汉朝刻制。1931年,学者马衡作《石鼓为秦刻石考》,结束了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马氏认为,石鼓出土于秦国雍地,鼓文中所见水名“氵开”正在雍地,所以石鼓当为战国时期秦国之物。马说精确,遂成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