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夷夏观念形成之后,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也发生着转变.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并在后期遭遇西方列强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影响,清朝统治者对夷夏观念认知的延续与转变历程复杂而多维.清朝统治者对云南边疆民族的认知及其调整,既是清朝统治者夷夏观念在具体区域的实践与表现,同时也丰富或增强了其变化与调整的典型性.清朝前期管控边疆蛮夷是为了防御邻邦蛮夷,而1840年后对边疆蛮夷的管理与对邻邦蛮夷政治形势的关顾,主要是为了抵御西方夷狄(列强),彼此之间又相互交织、渗透;尤其是在1840年之后的转变,促进了云南边疆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对近代中国国家疆域的稳定及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海外殖民征服运动,这对于处于洲政中的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正义的冒险。“擅长治理是上帝赐予英语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统治野蛮落后的民族。”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曾这样声明,“在所有的种族中,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重建世界的最终领导者。”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军事征服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这场征服运动既包括激烈的斗争、严刑拷打、强迫安置以及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竭力通过“亲善的同化”来怀柔菲律宾社会重要阶层。1901年7月4日,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指示下,“为了促进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和繁盛,一个文治政府建立起来了……(文治政府)最大限度地遵从菲律宾人的习俗、习惯、甚至是偏见,这些是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政府的必要品质。”
简介:研究中世纪史的欧洲史学者在著述时不得不面对一大堆头绪纷繁的古文书冥思苦想。然而蒙古史与西藏史家们的境遇却与其同行大相径庭。换言之,即幸存至今,且仍可供蒙藏史家们利用的史料只遗存很少一部分了,尤其是蒙古大帝国时期的蒙文文献更是凤毛麟角①。如若将诸如诏书、文告一类的破损残片忽略不计,即不归入文书类,那么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蒙古大帝国时期的文书甚至不足20张②。即使我们把诏书与档案都计算在内,这一数字也不会有实质性突破。供查阅的蒙文文献之所以如此之少,皆因大帝国时期文书的长期大量流失所致。至于藏文文书之贫乏,即使在西藏归属蒙古大帝国及元帝国时代也丝毫未能改善。目前公布于世的藏文史料除了杜齐发表于《西
简介:(续2000年第4期)在那个时代,西藏佛教界发明了一大创举———灌顶。此举很快便被密宗仿效。这便是藏僧向蒙古汗王传授密法灌顶之事。这里首先要提及,这种灌顶仪式为佛教密宗的标志。对于灌顶,笔者仅简述如下,(至于该仪式的有趣细节无庸赘述)。在当时,这一仪式的开创是要克服很大困难才能做到。传授灌顶的首要前提之一即虔诚信仰佛教真理;融会贯通佛教宗旨。因为在传授过程中,任何疏忽失误均会给师徒带来严重后果。这在当时人们的佛教意识中可绝非是虚张声势的恫吓。迷信魔法的蒙古诸王将灌顶视作一种奇特的精神法术,认为借助这种灌顶仪式才使人在短时期内拥有超自然的神力并在今后重复施行该仪式
简介:大约12世纪末,外蒙古地区的一小支马背民族在其强悍的部落首领的统领下统一了其周边各草原部落。此即世界历史变革与人类劫难的开端。这场浩劫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与东欧。仅在五十年之内,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与国家联盟便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世界民族几近灭绝。在毁灭国家与民族,泯灭人类文化的废墟上崛起的蒙古大帝国无疑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可与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从世界史的研究范畴出发,西藏并入蒙古帝国当然仅可算作边缘事件。然而从藏学与中亚史学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却非比寻常。蒙古人将散居于西藏高原的僧俗民众兵不血刃地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一事实有力
简介:新闻界的"学习运动"在宣传管理中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性工程。本文以前些年曾在全国新闻界开展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为例,沿着汤普森所谓"深度解释学的方法论架构"的思路,说明和解释"学习运动"何以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项"统治技术";并部分吸收吉登斯的"策略行为"分析原则,分析它是如何通过"自我技术"的中介进入新闻生产领域的。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统治技术"的"学习运动",通过参与者"自我技术"的中介,在实际宣传管理中建立的是一种"象征性服从"关系。其基本特点是:被管理者一方面保留对管理思想、管理体制以及管理方式的某些怀疑甚至不满,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定的象征形式在表面上表示认同和服从。后者又构成来自权力制约的前提条件,而管理者对此似乎也有明确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