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政策影响定罪，尤其是定罪政策。当前我国受贿罪的定罪政策是单向化犯罪。建构严密的受贿罪体系要求扩大受贿罪的对象，不能局限于“财物”，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重新定位，并且采用主从式立法方法建立完整的罪名体系。

简介：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定罪与量刑分离的趋势,但是我国现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关系是一种以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主、非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辅的混合模式,此模式下的刑事辩护面临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相冲突、辩护罪名与判决罪名相冲突的困境。未来的改革应当改革审判模式,使定罪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才能解决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上述困境。

简介：“幌骗”型高频交易利用中性的高频技术,扰乱了证券期货市场的交易秩序,而被世界相关国家严厉制裁。美国在首例“幌骗”型高频交易刑事案的司法实践中,从交易模式来界定“幌骗”行为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之界限,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幌骗“意图取消”之主观目的。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内,以《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兜底条款对“幌骗”型高频交易行为进行刑事制裁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在证券期货法律等行政前置法上明确其违法性,确立幌骗等新型操纵行为的客观要件;以间接证据为支撑,合理适用刑事推定原则,从其客观行为推定“不以成交为目的”之主观故意。

简介：<正>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出现了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转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探讨法治实现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笔者下面的研究将基于司法的立场,以揭示传统的定罪三段论模式面临的重重危机为切入点,通过对刑事裁判过程特别是定罪过程的具体考察,在构建既符合法治精神,同时又符合思维规律的刑事裁判模式方面做出努力。一、定罪三段论的危机定罪三段论是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早在18世纪中期,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就经典性地指出:"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

简介：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作为证明标准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说明。文章阐述＂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的适用情况,探讨合理怀疑的概念和适用规则,结合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相关规定,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其他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提出我国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不同层次性的观点。同时,文章还试图分析现行审判模式下的证明标准,以及审判工作中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简介：中国古代的刑事证据运用规则是隐而不彰的。历代刑律追究司法官吏不“据供定罪”的法律责任，判例判牍所记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也表明“据供辞定罪”是中国古代刑事证据运用的首要规则。供辞的取得规则遵循“必先以情”、反复诘问、“反覆参验”、有限制的笞掠等形式。供辞不仅包括两造的展辞、被告的如实供述，还包括证人的证词、原告的诬告之词。“据供辞定罪”能够成为刑事证据运用首要规则是中国古代“无供不录案”司法要求的必然结果，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司法官过于追求“铁证如山”的司法结果，对犯罪之人存有“大恶”的伦理认识，认为过程亲历者与耳闻目睹者相比所述事实更具有真实性。中国古代的司法价值观是实用主义的，其司法证据理念是“心服口服”才算“真服”，中国古代司法程序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兼顾形式正义。

简介：嫌疑人推责2010年5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大连东方服装厂厂长李庆福在任职期间，有将丁厂持有的股份予以变卖侵吞的行为。中山区检察院据此线索展开调查，发现李庆福与一个叫谢广德的人签汀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

简介：摘要：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考虑立法和司法的合理性，所以在刑事法律的研究中，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实现法律程序上和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在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过错是重要的概念，在定罪量和刑时必须要进行考虑，还要考虑被害人发挥的作用，因为被害人的过错，会对案件产生一定影响，只有充分地考虑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从而实现法律和公平正义。

简介：村民詹某请被告人周某为其代写一份婚约财产纠纷诉状,并预付周30元报酬。后詹因纠纷已解决,便告诉周不用写诉状了,并要周退还30元。周表示钱已用完,答应过几天退钱。詹第二次找周要钱,周仍说没有,要詹再等一天。一天傍晚,詹再次到周家要钱,周仍答复没有,还要詹等一天。詹提出:没有钱要拿点东西。周便拿出一块已坏的孔雀牌手表给詹。詹见上紧发条后表仍不走,便对周说:“你的是一块

简介：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已成为这一制度试点改革的一大难题,目前学界和实务界争论流派众多,令人莫衷一是。然而,作为证据确实、充分之标准的三个条件并未因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而消失,在坚持实质真实原则的前提下,为避免＂疑罪从轻＂导致冤假错案,对定罪事实及不纯正的量刑事实之证明仍应坚持传统的证明标准,但证据的调查程序和证明规则可从简;而对于纯正的量刑事实证明之标准则可以适当降低,从而达到有的放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之目的。

简介：严峻的贪腐违法犯罪形势和国民对贪腐的感知适应,是＂两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现实和社会心理原因。《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虽然有助于缓解眼下实践办案的难题,但却面临更为根本性的法治疑问。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意味着国家＂严惩腐败＂刑事政策和法治立场的让步。刑法对贪腐犯罪治理意义原本就相当有限,《解释》的做法具有导致国民反腐意识进一步钝化和刑法反腐功能进一步衰退的风险。反腐必须坚守法治理性,倚重刑法反腐已走到尽头,国家反腐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迫在眉睫。

简介：论前科的定罪价值林维一我国法律对于前科并无明确规定，学者对此主要有六种主张，即：１．历史污点说。即前科是指历史上因违反法纪而受过各种处分的事实；２．累犯事实说。指因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并足以构成累犯的事实；３．折衷说。认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且已执...

简介：中美在犯罪的界定、犯罪的构成、定罪的证据要求以及定罪程序和运作方式上均有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定罪机制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国的定罪机制有固有的缺陷,美国的做法对我国定罪机制的完善有借鉴意义.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司法解释首次明确电信诈骗的定罪标准：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或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可以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简介：“1664年2月27日。办公室枯坐上午。正准备去办公室，白哥维的妻子过来，请他为丈夫说话。我很喜欢她，抚其玉颏，但未敢唐突。”

简介：就证据对于案件的事实的证明关系包括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凡是能直接说明案件主要事实的某一证据为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必须和其他证据联系在一起才能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①]

简介：<正>类罪名是法律规定的一类犯罪名称的简称。我国刑法分则把犯罪分为八大类,相应地也就规定了八个类罪名。即: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渎职罪。每一类犯罪中又有若干具体犯罪,因而也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罪名,

简介：<正>案情:湖北某县下乡知识青年王波与赵田,平时好逸恶劳,表现不好。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晚,王、赵及同伙共五人,身带提包、钳子等作案工具,到邻队社员秦先盛家偷鸡,经事先商议,王动手偷鸡,赵和其他三人“望风”,王并交给赵一块砖头,要赵注意屋内动静,严加监视。王正在偷鸡时,秦开门出来小便,赵即将砖头朝秦砸去,击中秦的头部,秦即倒地,流血不止。王、赵等人偷鸡五只,仑惶逃走。秦被送医院急救,经检查:头部前额成开放凹陷性骨折伤。对上列案例定罪有三种不同意见:一说构成伤害罪,一说构成抢劫罪,一说不构成犯

简介：摘要为了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定罪没收程序。从立法背景与目的、整个诉讼过程、诉讼标的、与犯罪事实的关系以及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个角度来看，未定罪没收程序归为刑事诉讼程序更为合理。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据优势；作为一项针对特殊案件类型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应适用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责任部分倒置。实践中该程序要得到有效适用必须解决案件类型范围与涉案财产范围的认定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