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简介:共和国建立初期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高发时期,特点是多个运动同时进行,内容基本涵盖了国家各项重要工作,也大大增加了运动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围绕'黄逸峰事件',透过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从创办到终结的全过程,描述了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内在矛盾冲突,及其间学生如何利用运动目标的多样性及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愿,领导者如何组织斗争和运动中权力位置的移动,并分析了批评、反批评和大批判所使用的话语特征,以及掩盖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行为特征。本文揭示,由于目标选择和参与行为的不确定性,复合群众运动的可控性很弱,运动过程的偶然性增强,并往往背离运动的既定目标。在'黄逸峰事件'中,学校领导、学生和学校本身,以及作为运动传媒的报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损害,或无法发挥预想的作用和使命,或远远超出了各自行为的原本期待。
简介:以芜湖市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利用2014年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使用曲线等方法,探讨芜湖市失地农民就业空间特征、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芜湖市失地农民就业以本地就业为主,空间呈大集中、小分散的格局,为单中心的社区圈层模式。在市域尺度上本地就业在空间上呈现郊区为就业热区,城区相对较少;社区尺度上,就业地主要集中在社区范围内,短距离就业为主,主要集中在1—5km距离段,其中2km处出现就业人数高峰。就业空间行为模式类型多样,本地—就业型占主导地位。失地农民的自身属性特征及思维定式影响和制约着其对就业空间行为的决策;城市化过程中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实现了郊区产业集聚格局以及社区周边的城市就业环境,为失地农民就近就业创造机会。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