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管子》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内容,其论及范围也十分广泛,诸如国际贸易竞争、经济运行调控、防止贫富分化等思想,几乎将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涵摄在内。就当时环境条件而言,《管子》的微言大义是极其精湛而有洞见的。其中许多经典理论对于当代经济发展模式建构仍具有现实启示和指导价值。

简介：《性自命出》不但为先秦儒家心性论研究提供了新理论来源，而且为先秦儒家美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文本。在人性论上，《性自命出》持当时流行的自然人性论。人性的本然材质在与外物的交接过程中化性为情并奠定心志，从而为后天的礼乐教化提供了可能。礼乐虽都出于情并作用于情，但礼教更多的是直接逼索心志，从而奠定心志．产生道德情感。而乐则能直入生命情感的本然深处而直接切近天性，在对自然、感性情感的感染、谚陶、摩荡中使得心志、情思油然而动，从而自然、自觉地激发道德情感，最终成就美善圆融、身心和谐的君子人格。

简介：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㈠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苟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简介：唯识论的典籍说“诸识皆虚妄分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明所立的现量和比量何以能正确。《成唯识论》认为，并非诸识都是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只是指凡夫诸识“不证实”，即没有证知真如；而依他起性也是凡夫智之认识对象。进而探讨比量的可靠性，比量以记忆功能和记忆中的知识为基础之一，而记忆（念）则属似现量，即不正确的认识。此外，过去知识也都在似现量中。为何比量以似现量为基础？因为过去知识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概念。概念有名言自性，也有知识成分。其知识成分即比量之基础。现量的可靠性则可到佛位认识中探源，佛位认识都是现量。若诸法有各自的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也以此“不可言说”之离言自性为源头；若诸法无各自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与佛现量，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佛还能在每一法上认识空、无常以及真如，而凡夫由于有相缚等原因而不能认识这些理及理体。

简介：英国伦敦通过城市复兴计划对传统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更新，解决“去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经济衰退、城市景观败落、就业岗位缺乏、发展潜力不足等问题。其中，泰特现代艺术馆是对“废弃工业建筑设施”进行改造，金丝雀码头新金融城是对“废弃工业场地”进行改造，伦敦东区斯特拉福奥运新城是对“衰落的传统工业社区”进行改造。这三大案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通过发展金融、创意、体育等新兴产业对传统工业设施、场地、社区进行更新改造，激活发展动力的做法，对我国部分面临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压力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简介：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简介：“存在”和“应该”如何统一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此问题所引发的困境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亦存在。在《易传》中，道德上的“应该”常常以自然中的实存（尤其是“天”）为依据。这种模式使《易传》的德性论陷入了“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困境，但道德命题并不是纯然的分析命题，道德实践也不是简单的逻辑演绎。不同于西方的是，古代中国人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综合进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和道德自觉。这使其在道德起源论的形式上更加丰富、更具人文色彩。也正是这些外在因素的契入，使《易传》的德性论模式反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他律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独特内涵。

简介：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的易学思想是以“感通”为基本的线索、视野而展开的。通过感通之理，唐君毅展示出他对《周易》经传及其哲学的若干新解读。首先，唐君毅通过感通之理，揭示出《周易》从卜筮之书转化为德义之书的内在脉络与动态过程；其次。他阐发出古人通过观象而体知到天地万象是相互感通的，并由此体知到人们应从物象感通之理中引申出修德工夫；第三，他通过人的修德过程以及神明之知，阐发了天道与人性的内在、互动关系，这当中也包含了感通之理；第四，本文简要概述唐君毅所论感通之理的特质与取向，以显豁出唐君毅易学思想的基础视野；最后，本文总结唐先生易学思想中感通论题的当代性意义与价值。

简介：三易之义是马一浮先生易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先生运用三易之义来解说心性论、功夫论，吸收儒家和佛家在心性论、功夫论方面的成果，使儒家和佛家义理互相阐发而明晰，既展现了他强调通过功夫证悟本体的学术宗旨，又体现了圆融会通的学术特色。马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大儒的作用。

简介：细读《墨子》，可感到墨子的一生，是执著追求社会和谐的美好理想的一生。这主要表现为：渴望和平，反对不义之战；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和谐；欲天下得到治理，为政必须“尚同”；修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乃通往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在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正为墨子的社会和谐的美好理想及其理论建树提供了用武之地。

简介：对结果导向的批评可谓国内绩效管理研究的一个特色,其理由涉及价值取向、可行性、公平性、片面性等。基于结果导向的准确内涵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本文对这些理由做出回应和反诘。结果导向原则不仅理论上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是矫正实践偏差及其负面后果的现实需要。

简介：公告送达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公告送达是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用公开告示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在离婚案件中，对公告送达的适用，更应持慎重态度，并应进一步完善公告送达程序，注意多种方式相结合，规范公告送达内容和具体方式，以保证离婚案件的正确处理，防止家庭矛盾演化为社会矛盾。

简介：<正>管子是我国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财家。他的关于予取思想既丰富又具体,集粹于《管子》一书中,他主张中、和、正、度,任何事物包括国家制定方针政策,都不应走向极端,即在观察分析事物时必须有辩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仅就其在理财过程中的予取关系作一论述,以从其间窥见《管子》予取辩证思想的一斑。

简介：谢赫中所提出的诸如"气韵生动"、"事绝言象"、"雅郑兼善"、"述而不作,非画所先"、"六法"与"六品"等命题、概念与审美准则,无不源于系统中的易学思维.易学特别是王弼易学作为撰述主旨贯穿全书始终,构成了谢赫的画学基石.明乎此,不仅对可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且亦有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澄清.

简介：《克拉底鲁篇》可谓柏拉图著作中唯一与现代语言哲学直接相关的对话。它专注于考察“名称的正确性”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一套“制名术”作为名称的正确性的根源：命名必定有某种人为设定的因素，但并非如“人为约定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人人可以任意约定。

简介：秦汉政治文化整合是对先秦的思想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取舍、加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思想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外因是社会变革使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因是儒家思想的分化。这一变异主要是遗失了先秦儒家的真精神，包括社会批判精神的遗失，君臣关系的扭曲、礼乐传统的变异、民本思想以及人间真性情的遗失等。但也有个别儒者对儒学真精神进行着不懈的追寻和努力的拯救。

简介：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一种礼制。随着儒学的兴起，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敬老的思想。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赋予其宣法、教化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使乡饮酒礼从内容到形式出现了许多变化，内容上增加了替朝廷读律普法，告诫民众安分守己等举措，其仪式也更为简化，更适合普遍推广。乡饮酒礼对形成尊贤、敬老、礼让、守法的良好社会风尚大有裨益，为明清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但到了清朝后期，由于财政困难和社会危机加深，乡饮酒礼日益荒废而怠于举行。

简介：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将社会运动研究放置于历史社会学视域之下，对社会运动研究代表人物之一梯利有关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理论进行论述，并以其一部著作为个案，探讨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理路，从而回应社会运动研究过程中的内在理论关怀。

简介：以往康有为研究大多将1897年前后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礼运注》（1901—1902）诸书混杂而论。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前后两次大规模释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调整，而且这一调整是其一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枢纽所在。这一调整最为直接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