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旨在讨论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直接回应最近的见刊论述以及2014年上海复旦大学专题研讨会中与身体美学相联系的四种观点。这些观点是:1)身体美学是一个学科,犹如经济学一样的研究领域,不同流派彼此阐发但学科本身仍然有待于历史学者与其它形式的批判加以论述;2)身体美学不是一种实用主义;3)身体美学研究促进赋型(embodiment身体化),可以成为身心互融的强有力手段,以及4)正如已有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式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一样,也会有马克思主义身体美学。然而,当我们将舒斯特曼的论著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起来,我们也许要将以上四种主张全都摒弃。我的论证是,舒斯特曼的美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可谓是资产阶级的、非历史的、实用主义的,因此他的美学,从坏的角度看,代表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结晶,从好的角度看,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应对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生产、异化、剥削等诸方面能促成虚假意识形态的形成,由此出发,我们可论证的是,身体美学则促成一种去型(disembodiment去身体化)。其结果便是,舒斯特曼所提出的身体美学究其本质是与马克思主义彼此不容的。
简介:在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观念中,“作”与“述”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序列关系,“作”被赋予了起源与创生的权威地位,对“作”的推崇和保护关联着经学话语的内在矛盾性.既决定了“作”必然召唤“述”,又标举着对增殖与多义的压抑。与此吊诡过程相伴随的便是一方面对孔子“述而不作”不断重提与强调.而另一方面却潜在策动着“明述实作”的话语实践。然而,由于“作”从根本被维系于天道这一终极起源,从来不曾完满在场。现世所涌现之“述”对其的遵循和显明就成为一种实质上更为本源的替补运动。在经学话语场中.正是“述”生产出了其所声称要补充之“作”的可能性。“孔子作《春秋》”与“孔子述而不作”两项经学声明聚焦出两种话语管控机制,即作者原则与注释原则.两者紧密互动。在控制话语的同时也催化了经学话语实践的流变与多样。
简介: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儒家以“思无邪”为中心的《诗》教观,是历代儒士在《诗》之为“义之府”的前理解中,对《诗》教意义在此时当下的筹划、构建及修正。作为第一位自觉的《诗》学诠释者,孔子断章取义,引《诗》论《诗》,以“思无邪”本文的字面意义对《诗》教的意义予以概括性的规定;《毛诗序》则将“思无邪”的整体意义规定为一种政教类型,视《诗》本文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美刺”言诗,形成从整体到部分融贯一致的封闭的诠释循环系统:朱熹则以对本文实际真理的肯定修正“美刺说”.并在“劝善戒恶”的层面,重新构建了“思无邪”之“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去邪归正的《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