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和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为贪污受贿罪创设了新的量刑标准,新量刑标准在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剖析和解答。在贪污受贿罪的量刑中,应根据案情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多数情况下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分别是两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少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可能发生颠倒。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用以确定起点刑,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此基础上增加刑罚量。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将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设定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情节在数额的基础上发挥升格法定刑的功能,但却丧失了法定的独立量刑标准的地位。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联性犯罪的入刑标准来把握可量化情节的严重程度,不可量化情节的严重性由法官自由裁量。贪污受贿罪量刑新标准有四种法定刑升格模式,法官应当通过对情节严重性和案件整体危害性的综合考量来决定是否升格法定刑。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都可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达到上一档法定刑处罚标准下限的1/2以上时,辅以一定量的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才能升格法定刑。

简介：清代法律在对侵害妇女罪行的拟罪中将“犯奸妇女”与“良家妇女”区别开来,侵犯“犯奸妇女”罪量刑低于侵犯“良家妇女”。这一原则可追溯到明末王肯堂之《王仪部先生笺释》,顺治初年修律时采用,乾隆年间已应用于实际的案件审拟中,嘉庆时经刑部确认奏准皇帝后列入条例。其后十数年间,又形成强奸及因奸致死和抢夺犯奸妇女罪量刑的系列相关条例。分析现存的清代强奸、抢夺、买卖妇女案例可知,妇女在被侵犯前是否失贞是清代司法实践中渐趋郑重的量刑尺度之一。

简介：对已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从轻处罚,从而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如果对于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不能从轻处罚

简介：被告人过错对被告人量刑有影响已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在我国,被害人过错的研究基本上从刑法规范学角度进行,缺乏从被害人角度进行的深入、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分析,也缺乏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被害人过错判断标准和评价体系。这种标准和体系的缺失导致司法工作者在评价被害人过错的有无和大小时标准不统一。本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力图提炼出被害人过错的定性标准及定量因素,并建立起被害人过错的评价标准。

简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罪名等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无法获得救助而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处罚情形,其罪名仍为交通肇事罪。但该罪到底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在理论上与实务中都存在争议。而它与其他类似犯罪在定罪量刑上的协调也不无问题。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持一种放任心态,属于故意犯罪,将该行为独立设置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更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定罪量刑。

简介：为了规范量刑，减少量刑偏差，英美法系国家制定了系统的量刑指南。我国刑事审判实务中量刑失衡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不管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积极进行探索，主张制定中国的量刑指南。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针对某些案件制定量刑指南。然而．量刑指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将它放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中进行思考。本文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下的检察官裁量权为线索，分析了检察官裁量权与量刑指南的衔接关系．期许为我国制定量刑指南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简介：许霆一案曾一度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本案折射出的一系列法律内外的问题，引发了人们极大的思考。本文中，笔者将就此案的量刑问题进行法理分析，并对我国的量刑裁量权提出自己的意见。

简介：我院二审少年法庭自一九八六年底成立至今，共事结各类未成年刑事案件218件。共判处未成年人373名，维持的为80．6％，改判的为19．4％，计48件发回更审的6件。

简介：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定罪与量刑分离的趋势,但是我国现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关系是一种以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主、非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辅的混合模式,此模式下的刑事辩护面临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相冲突、辩护罪名与判决罪名相冲突的困境。未来的改革应当改革审判模式,使定罪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才能解决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上述困境。

简介：许霆盗窃ATM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存在明显判重问题。在盗窃金融机构量刑里，没有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并非是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规定存在缺陷，其立法意图就在于强调要特别保护“金融机构”。重审由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两次量刑悬殊巨大，“被害人过错”不足以成为适用减轻处断的理由。许霆案的改判，除了受上级法院的干扰外，媒体舆论也对该案量刑结果有消极影响。

简介：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分离，以及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差异，都要求我国构建量刑事实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国外一般将量刑事实分为双方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双方无争议的量刑事实，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构建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时，可参考国外的规定．以我国量刑事实构成要素体系为基础，并结合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之不同而设置。

简介：当前，我国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刑事案件持续增长，司法机关面临巨大的办案压力，有必要对认罪案件分流处理，以加快办案速度，节约司法资源。2016年，最高检提出检察机关将探索建立检察环节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缓解司法机关之负荷，提升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

简介：<正>虽然限制死刑与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刑罚发展趋势,但就目前而言,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我国)的死刑还将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并发挥作用。在这些国家,死刑量刑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重要方式。在现代法治国家,"依法量刑"是死刑量刑的基本原则,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刑法平等的根本途径。然而,在死刑量刑实践中,"依法量刑"原则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可能判处死刑案件"同罪异罚"现象还大量存

简介：当前量刑改革存在＂中间线论＂与＂基准刑论＂两种方案：前者认为法定刑中间线是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量刑公正的生命线;后者主张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偏离中间线另行确定的基准刑,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法定刑中间线是量刑公正的支点,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计算罪责程度的科学方法,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是开启量刑公正的钥匙。＂基准刑＂不但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且是量刑偏差的源泉。＂中间线＂具有恒定性、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且操作简便,能够适用于我国一切地区、一切时期、一切罪行和一切犯罪人的量刑,不失为成本最低的量刑改革方案。

简介：在电视剧《大法官》中，合议庭的三人对王杏花的故意杀人罪行量刑时，出现了三种意见，一人主张判死缓，一人主张判无期，一人主张判15年。在法院工作的同志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并习以为常，美其名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正是这看似正常的现象却会给王杏花一类人的生涯带来巨大的差别，假如法官们主张判无期或死缓，王杏花也只能接受这一判决事实。因此，这种现象应当被界定为“不正常的量刑现象”。这种现象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给人判决随意、司法不公的印象，二是容易导致审判腐败的发生。

简介：本文论述了盗窃案件定罪量刑的4个难点问题:(1)盗窃数额计算;(2)盗窃共犯的责任和适用法律;(3)盗窃犯的自首处罚;(4)盗窃数额标;隹、多次盗窃和情节严重的确定。

简介：本文通过数起案例，对量刑一般原则和涉及未成年人特殊原则的分析，提出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时可不考虑或尽量淡化“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素，全面贯彻上述原则和方针，按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及“若干意见”的规定，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应及时修正涉及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指导意见，适时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体系。

简介：量刑程序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所在，作为与庭审程序改革的衔接程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应得到制度化推行。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关键点在于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进行分析。以证明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从理论上看，量刑建议权的本质是公诉权，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履行其本质职责．并非与审判机关“抢权”．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从法律依据上看，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既有宪法依据，又有刑事诉讼法依据，因此，行使量刑建议权只是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使用．而非超越现有法律框架的“司法创新”。在此前提下．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探索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将会对这种制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

简介：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其特定的内涵,本文从互动论、谴责性降低理论和量刑理论三方面论证了被害人过错在故意杀人罪中的量刑意义,同时参照域外刑法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量刑现状对司法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指出将被害人过错在故意杀人罪中量刑法定化的必要性。

简介：虽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具有当事人的地位,但被害人的权利常常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中被忽视。之前的＂量刑制度改革＂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提供了契机,本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将被害人的保护由司法解释的层面提升到立法的层面。对此,在分析被害人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后,提出保障其能够有效参与的权利,以期达到保护被害人和量刑公开、公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