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具体数额”在刑法设立之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因其形式上的公平模样，尤其是在经济性犯罪中备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数额”却在当今司法格局中遭受非难：刑罚量的有限与数额无限之间的不对等、低量刑幅度的较少适用而沦为“僵尸条款”；数额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无法“大展拳脚”；价值的变动与数字的僵硬在实际危害程度的表达上失衡。构建“数额加情节”的复合判断标准是数额犯立法实践的已然选择与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

简介：ACTA作为知识产权执法的最新国际标准,在个别侵权救济措施方面超越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是,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与ACTA之间并不存在深刻的矛盾,甚至在大多数方面已经符合ACTA的标准。因此,是否接受ACTA规则可以作为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国际谈判中的筹码。同时,ACTA提供了一个全面审视、评估、反思和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的机会。

简介：《网络安全法》第42条但书条款构成了我国个人数据匿名化规则,该条款将用户同意与数据匿名化确立为数据流通的主要规则。明晰数据匿名化规则与法律标准是理解与适用该条款之前提,亦是促进当前数据产业发展之关键。在比较法上,欧盟更注重数据匿名技术本身,并将匿名化标准提高至数据公开的标准,而美国个人信息去身份标准更强调通过风险评估的方式对标识符的识别性进行判断,构成了两套风格迥异的标准路径。我国数据匿名化法律标准的构建应基于“无法识别个人身份”之前提,以标识符类型化为基础,并以隐私风险评估作为例外,协调匿名化规则与其他规则之衔接。

简介：<正>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1.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包括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2.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堡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3.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下列的人辩护:(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三)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

简介：<正>在美国,死刑是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的、非常的刑罚"和其他宪法修正案的司法解释,确立了一系列死刑适用规则,构成了美国现代死刑体系。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通过"死刑情节"帮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不能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量刑的一元绝对标准、多元可选择标准和多元并合标准均存在问题。坚持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的双轨制量刑模式,能充分体现量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性与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与量刑公正。运用双轨制量刑时应做到：正确认识情节标准在量刑中的地位;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准确理解不同情节的适用范畴;合理把握不同数额与情节对量刑的加功作用。

简介：过错在侵权行为法中的重要性,已是我国法学界所公认的事实.然而,对于与过错有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即过错的含义、构成、分类及认定标准,法学界并未有过系统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就这几个问题对过错作一全面探讨.

简介：有别于现存工业机器人之安全标准,新ISO13482个人护理机器人安全标准将是全世界第一个由IS0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制定发行用来确保人类与机器人能够碰触彼此、共享空间以容许机器人向人类提供服务的下一代机器人安全标准。新ISO13482安全标准包含(1)移动仆从机器人,(2)载人机器人,(3)身体辅助机器人等三大类服务机器人之基本安全要求,这种"人类—机器人共存的安全性"在未来将给服务机器人法制之下的机械安全认证、产品责任、伦理与保险等制度带来变革性的重大影响。

简介：《民诉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赠与等事实,首次例外地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虽出于建立多元化民事证明标准体系、与民事实体法衔接等美好初衷,但实际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困境。从外观看,民刑证明标准的混搭会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从理由看,所谓'与民事实体法规则相协调'的证据不充分,且存在对实体规则的误解。从激励看,提高证明标准会产生对不法行为的激励,并有对不诚信行为的选择性防范之嫌。从功能看,提高证明标准显示出我们对证明标准的过高期待,其实法定证据制度、法官职权探知、科学技术运用、事实认定细化指引是更为现实和有效的方案。从操作看,以规则提高标准的方式防范操作中的降低标准会引发规则指引的混乱,无助于从正面和源头解决问题。从比较法看,美国法和德国法都并未提供提高证明标准的论据。从实践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民事诉讼领域缺乏足够

简介：<正>(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高检发释字[2006]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规定如下：

简介：日前，海南省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要求明确了公民经济困难标准和法律援助事项补充范围。

简介：宜宾中级法院的赵良剑同志在《四川审判》2001年第6期上发表《高级法院不宜制定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数量标准》(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对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各地高级法院在其规定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幅度内制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质疑，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缺乏公开性”，“在司法文书中从不被援引”，“弊多利少，实不足取”。笔者拜读后，深感赵文重拾旧题仍不乏新意、新据，难能可贵，但对文中所持论点及部分论据却颇有异议。笔者认为：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各地高级法院在其规定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幅度内制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利多弊少，应予坚持，并逐步完善。因为这种做法：

简介：居间合同可以分为典型居间和独家委托合同。于前者,居间人享有报酬请求权;于后者,居间人则享有违约请求权。本案“禁止跳单条款”并非独家委托之约定,指导案例1号判决表面上涉及的是违约请求权,其实质为报酬请求权纠纷。委托人“跳单”是否为居间人所“促成”,其认定标准不宜采条件拟制成就说,应采相当因果关系说。指导案例1号不提原判适用的《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实际上采纳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简介：

简介：在行政诉讼中设置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可以及时有效地回复原告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的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尚未形成完整严密的法网体系，因而民众无法获得无漏洞且具有实效性的司法救济。我们今后对该制度的完善，应以司法裁量标准的建构为中心，即对停止执行制度和保全制度的实体要件予以明晰并引入阶段性审查模式，由此满足化解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中多种私益和公益间冲突的需要。此外，为顺应诉讼类型多元化的发展，还应对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适用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形予以明确，扩大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

简介：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审视市场经济条件下仲裁活动的特征、有效性与控制，提出了后现代仲裁、仲裁服务及其质量、标准与管理等概念和一系列观点；建议采用ISO9001实现我国机构仲裁全面质量管理。抛砖引玉，以求教同仁。

简介：国际海洋法法庭于2012年裁决的孟加拉/缅甸海洋划界案涉及了国际社会第一起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纠纷。在本案的裁决中,法庭不仅多次否定自然延伸原则的大陆架权利基础地位,而且明确提出了一个"大陆边外缘"准则,声称只要大陆边外缘之所在该沿海国就可以要求200海里外大陆架的主权权利,而无须考虑其大陆架的地质地貌情况。法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大陆架权利基础标准,从而可能既因此导致窄大陆架国家主张扩展其大陆架以至于不当地引发大陆架划界纠纷,也可能因此导致侵蚀"国际海底区域"的范围,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总体上看,法庭的上述裁决缺乏条约基础和国际司法判例的支持,无论是1982年《海洋法公约》还是国际司法判例都从未有过"大陆边外缘"准则这种大陆架权利基础的法律地位。因而,国际社会尤其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有义务宣示主张以维护国际法制的权威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简介：执行难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其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未能执行到位的个别案件,而是对执行债权实现总体状况的感性认识。理想化的执行实体正义忽略了司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即执行能否到位不仅取决于法院的司法能动力,也受制于债务人的实际财产状况,即便在诚信监管体制完美有效的情况下,规避执行'零发生'的状态中,客观上仍然会存在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不能的情况。从法治理性的发展来看,'执行难'观念的消失具有必然性。设定公正、合理的程序标准体系是实施的前提,也是程序正义的核心和第一要义。在法治时代,执行程序的良性标准不在于难易之分,而在于是否遵循法定的流程和期限对债务人采取了全部执行措施,包括财产的直接执行甚至人身、信誉的间接执行措施,给予债权人充分的程序救济。执行程序应当建立以程序正义为本位的评价体系,将评价参数集中于法定执行措施的实施、执行流程节点及期限、执行进度的及时公开以及相关权利人异议权的保障,并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和司法能动力的扩张不断地完善实施标准体系,彰显执行程序正义的价值引导作用。

简介：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涉及处罚标准、案件管辖、行政执法的证据效力以及行政处罚对刑事处罚的影响等具体问题。以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标准为视角考察，对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仅依据行政法的规定，还要结合刑法的规定才能认定。关于处罚的数额标准，涉及四个问题：一是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二是经营侵权复制品的数额，三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数额，四是单位与个人的标准。目前，处罚标准的冲突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对待当事人不公平，二是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难以查处。衔接处罚标准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规定行政处罚的上限，并使之与刑事处罚的下限相衔接；二是协调规定处罚标准的名称，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保持对接的可能性；三是保持数额计算方式的同一性，保持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有效衔接。

简介：2017年无线星球与华为在英国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一案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重大关注。本案在标准必要专利所致纠纷的典型范式内构建了诸如“FRAND禁令”等多项处理机制,为FRAND约束下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新的考量路径。然而,本案大胆创新之余也招致了例如管辖扩张和变相强制接受许可等诸多争议。本文旨在通过研析本案的具体操作,并反思由此折射出的此类纠纷的若干新的共性发展态势和存在的潜在隐患,进而思考我国在相关制度方面的选择及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