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信息哲学的新近发展为人格同一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性研究路径。在"柏拉图与战车问题"中,通过柏拉图著名的战车隐喻引入了一个特定问题,自我本质在其中被视为一种多行动者信息系统:是什么将自我保持为一个整全和一致的统一体?在"自我学及其两个分支"和"作为共时个性化的自我学"中,通过对自我理论的两个分支(一个关注作为实体之自我的个性化,另一个关注此种实体的认同)的描述,预设了一种信息进路,以辩护那种认为自我的个性化逻辑地先于其认同的观点,同时又表明此种个性化能在信息术语中得以展现。进而在"一种调和的假设:三膜模型"中,提供了一种自我的信息个性化理论,它建基于一体三分的模型上,且有助于解决战车问题。这一理论,在"作为自我之技术的信息通讯技术"中被用于展示信息通讯技术是如何可能被诠释为自我之技术的。在"实现的逻辑"中,通过对"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发现)概念的引入,支持了一种极为斯宾诺莎式的观点,即据其而言,以信息结构实在论的视角,自我被视为信息结构发展的最终阶段。最后的"结论:从自我学到自我生态学"。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辩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基督教的神性爱是全无差异的普遍之爱,儒家的人性爱则是亲疏有别的差等之爱,这是学界中具有广泛性的一种看法。然而,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后儒的文本分析显示:儒家仁爱涵盖天、地、人,既是君子人格和政治伦理之基,也是天地大化、生生不已之源,本质上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爱。在实现之道上则讲究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直至天地万物的次第性之序。然而,这一次第之序既合乎自然人伦,也因合着生生之道的大仁而成为天伦之序。对此,既要看到仁爱具有以爱亲行孝为起点,然后外推的差别性,也要看到仁爱上达天命、下贯万物、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普遍性。在本质上和践行上,仁爱都带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与顺序性和差异性的双重性特征。
简介:许多人认为共识就是归纳,其实不然。归纳是指用推理或实验来证实的几个特性间的关系。这关系应该是确定不变的。如果一个事件的二次归纳有不同的结论,这不是归纳本身的错误,而很可能是由于推理的错误或实验的不准确。至于共识,则是指一件事物对一群人相当集中的假设效用。如果这事物对这群人的效用可以量化,共识可以界定为这群人所能获得的假设效用之平均值。但如果这群人所获得的效用价值是分散的,那么就没有共识了。因此,有共识与无共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个模糊的共识,可确定为一个数值,称为价值。共识的模糊性,从共识延伸到了价值。价值本身并不一个客体,并不存有,必须依赖一个作为载体的客体之存有而存在。根据主观主义的价值论,我们或可称价值为准客观的。
简介: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价值冲突”的讨论是一个热点问题。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困惑是当今世界遍布“道德困惑”的时代难题,也是新时代的老问题。从人类历史来看,新的时代和大国崛起呼唤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当今时代走出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两极”困窘的中国方案。在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发展的至上性、在价值主体上的多主体性、在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在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在价值取向上的未来发展性、在价值构建上的自觉自愿性、在价值行为主体上的宽容性、在价值主体行为上的交流互鉴性以及在人类共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协调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内涵。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