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和第七卷中论述的实践推理形式排除在审思之外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跟第三卷的所谓"手段-目的"样式一样,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和第七卷中所谓"规则-案例"样式同样在讨论审思的形式。第六、第七卷中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理性的审思称为关于实践行动的推理,但是它完全不同于理论三段论,称之为实践三段论有误导之嫌。区别于理论推理,实践推理的大前提都跟人的善好、规范性的"应当"、欲望有关。而人的善好和幸福这个领域并不是理论思考的范围。实践理性所关涉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对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出现欲望和大前提冲突、大前提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一个真正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努斯觉察到具体的道德特征,从而把握到适用的大前提。
简介:"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而是他的一贯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斗争哲学"不仅实践上有错误,而且理论上也是违反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扬弃"斗争哲学",提倡"和谐哲学",实现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转变。
简介:学术界在阐释老子的自然观念时出现了同义反复和循环定义等逻辑问题.这源于对自然意蕴缺乏深入地批判和反思.只是把自然当作形容词或抽象的名词去分析。《道德经》中的自然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自然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及其社会.因此自然是一个富含人文性的概念。主要体现在:自然在其历史的起点上是人类早期文明所形成的无为的生活状态的描绘,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道”,成为万物的本源以及万物按照无为的原则生存与运行的规律。如果把“道”作为真理的话,自然则是指引“道”生成、运行、发展的绝对真理。作为绝对真理的自然在其外化和现“象”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在伦理阶段,它保持着素朴的本体世界的真理本性.指引着价值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运行,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自然在教化阶段.本体世界的“道”异化为“德”与“不德”,失去了最高的指引功能,导致价值世界失去规范和生活世界失去秩序;自然在道德阶段,本体世界回复其至善的指引作用、引导价值世界和生活世界向“玄德”乃至向自然之道回归、最终这到“道”、“德”与自然的和谐。
简介: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十分重要。这一战略的产生基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它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坚持把“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坚持把“农工并举”作为农治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坚持农民主体论;坚持以农民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农治的根本价值。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在人均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方面的不同,也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纠错和救济方面的不同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需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的农治战略。
简介: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皇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
简介:提及超我,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一个高尚的道德动因,负责稽查和判断自我和本我。因此,当齐泽克说“超我是淫秽的、‘黑暗的’法律”时,我们不能不深感惊异。不管这个断语如何令人惊诧,却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拉康。当拉康在1953-1954年的研讨报告中回到超我这个主题时已经指出:超我既是法律又是对法律的摧毁。在拉康看来,超我完全不亚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它要求主体不仅要服从超我无意义的命令,而且要享受这种服从。超我的淫秽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