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所述的同案犯是指可以并案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同案犯的供词互相印证事实的状况客观存在.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审查起诉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就同案犯供述的刑事证据价值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简介：本文研究了“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的观点，认为有人的主观因素是人的认识，并不是证据。本文也研究了“证明标准的趋势应是理性和主观的融合”，其适用必然“烙上主观性、内在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的观点，认为“融合”也好，“特点”也好，都是自由心证的弱点和弊端，无需追求。本文着重论述了创立实质证据观的过程，指出实质证据观最先孕育于苏联，但最终诞生于中国。《证据法学新论》一书确立了实质证据观及其基本内容，划分了证据资料和证据效力，确立了证据排伪法则，这标志着实质证据观在我国正式诞生。《新证据学论纲》建立了物证、书证、人证的基本理论，建立了证据资料、证据效力和证明的基本理论，确立了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事求是七项原则，找到了实质真实标准。这一切是对实质证据观的充实、发展和完善。实质证据观是证据学的根基；实质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根基。这些根基是我国证据法学的基石。

简介：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苏俄法典），成为继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后又一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世人瞩目。随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刑事证据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证据可采性规则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俄罗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简介：侦查机关干预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必须事先取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并遵循比例原则的限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更新，大量技术侦查手段虽未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却侵入了个人的隐私权领域。对此，应当建立隐私权审查的保护机制，将干预公民隐私权的侦查措施纳入法治的视野。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审查干预行为是否侵入隐私权的保护领域，再审查干预行为是否具备正当化事由。

简介：在刑事诉讼领域，应当树立以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司法理念；要高度重视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与核心；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促进社会和谐。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实，其预期功能为防止冤错案件，将这一取向调整为权利取向与真实取证并重，有利于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扩大范围并取得更好实效。本文分析了新证据排除规定的排除范围从硬性刑讯向软性刑讯扩张、从肉体暴力向精神暴力扩张以及排除重复性自白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角色作用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得失。本文着重指出：排除非法证据不是目的，通过排除证据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才是目的，因此排除制度达到的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实践效果，值得迫问也需要缜密观察。

简介：辨认结论与一般的言词证据可能由同一个人作出，但辨认与提供证言却存在着不同的心理基础，辨认主要建立在“再认”之上，而提供言词则主要建立在“再现”之上。合理的辨认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辨认过程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辨认的真实性。遵循合法的程序，遵守符合心理规律的辨认规则是获得正确辨认的程序保障；把握辨认的心理机制，审查辨认过程的影响因素，可以评价辨认证据的真实性程度。

简介：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面临“同体监督”的理论质疑，因而在选择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模式时，需要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考虑，提出切合实际且操作性强的侦查监督模式——将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即地方人民检察院对直接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简介：“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有关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重大发畏，有效地促进了控辩平等。根据直接言词原则，侦查办案人员无论以何种证人身份（目击证人、程序证人或辨认鉴真证人）出庭，都应该以“问一答”方式作证，由控方直接询问提供证言，并通过辩护人交叉询问和被告人对质的方式接受辩方质证．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应当超越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使警察和办案人员出庭作证成为常态。

简介：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禁止那些野蛮、残忍、不人道的非法取证方式和手段，从根本上遏制非法证据产生的诱因。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非法取证方法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刑讯逼供后重复性供述一并排除规则及例外情形，对讯问录音录像、讯问笔录、讯问场所等作出规范，进一步落实了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建立了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的制度，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期间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核实，完善了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处理的机制、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与调查程序以及二审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简介：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除具有其他证据共有的功能,即司法办案人员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之外,还以其专门的、特殊的判断和认定方式,使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案件材料呈现出特有的证明力。司法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认知方法、法律素质和对案件的理性思考等方面存在差异,对鉴定结论的认识、理解和最终评判、认定都是不同的。由于对鉴定结论所持的态度不同,案件的最终处断结果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司法实践所追求的判定结果的同一性、必然性由此会受到挑战。因此,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与认定,确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掌握在一定尺度范围内,实为提高办案质量、提升办案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优化诉讼环境、稳定诉讼秩序所必需。

简介：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没有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这样的制度应该由哪一个主体(机关)来主持进行?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中还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其实连给这样的制度或程序下一个明确的称呼和准确的定义也是极为困难的。就“审判前程序”这一概念而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审判中心主义，专指法庭对案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

简介：传统证据法理论认为,采纳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侵犯了事实审理者的职权,并且可能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应当排除。现代证据法不再绝对排除意见证据,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缺乏对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可采性及运用规则的明确统一规定,应当从可采的基本条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得采纳的特殊情形及程序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

简介：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与完善，对于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司法体制改革都将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当前职务犯罪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对检察机关审查决定逮捕权力的去留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通过设立逮捕权的监督程序，赋予被捕人充分的权利交涉程序，建立被捕人最终的司法救济程序，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

简介：关联性是证据能力问题不是证据的性质问题；经验、逻辑方法，是证据的判断问题，不诉讼证明的基本方法问题；证据法价值基础，是防止错案、保障权利，而不是准确、公正、和谐、效率；证据学研究基点，是法律事实而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法律事实，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未来事实（事件）；证据法，应当是以诉讼标的事实等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为规范对象的诉讼证据法。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被告人品格证据是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也是审理性侵犯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由于被告人品格证据本身、法官认定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心证以及被告人品格与性侵犯案件事实的相关度等方面存在着模糊性，因此，有必要从模糊视角审视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构建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程序，以期为性侵犯案件取证难问题找到一条出路。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进入刑事诉讼法典以来给刑事审判实践带来了诸多适用困境与理论迷茫。通过对东南地区某法院关于该规则的适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相关法律规范的操作性不强，司法机关的难以相互制约，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念，行政倾向性较强的畸形考核体系是其适用的现实障碍；非法取证方法的理解，刑讯逼供行为的界定，瑕疵证据得以补正的标准是其适用范围上的困境之处；办案说明与侦查人员出庭的审判选择，重复自白效力的如何认定，诉权启动程序中辩方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其适用程序及裁判标准上的桎梏症结。对之进行适时调研分析和总结概括，找出适用瓶颈，探寻改进路径，方能达致设定该规则良善之初衷。

简介：曹县人民检察院2006—2009年存在适用逮捕措施过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影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为避免社会负面评价而为。合理规制轻罪案件强制措施应提高逮捕案件的程序准入关，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和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推动法院直接受理轻罪自诉案件，加强刑事和解，推动社区监管，对外来犯罪人员实行同城司法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