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是和长征沿线地区人民无私无畏的支援密不可分的。长征沿线地区人民养育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长征沿线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连片贫困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实施长征路线申遗,规划建设长征沿线文化经济带,将独特的长征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对长征这一红色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与利用,加快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让沿线地区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有效途径。
简介:刘邓大军采取无后方作战方式,直出大别山,开启了人民军队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历史新时期。这一作战方式的采用经历了复杂的决策过程:最初是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设想是依托根据地、稳步推进,渡淮向南而取大别山,体现了逐步推进的指导思想。在准备战略进攻阶段,无后方作战方式逐步酝酿。刘伯承、邓小平在考虑出击中原时一开始就考虑采取无后方作战方式,但因风险和困难都较大,党中央和毛泽东并不赞成。进入实施战略进攻阶段,无后方作战方式日渐明确。战争局势瞬息万变,为了尽快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后方"的跃进方式。最终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提前战略跃进,巩固、扩大了战争主动权。无后方跃进是在我军总体力量依然弱于敌军的情况下,积极抓住时机转变战略态势的关键抉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全局思想、战略进攻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创新发展,也是刘伯承、邓小平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的充分体现。
简介: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制定的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重大战略安排,展开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工作。纵观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邓小平以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品格,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决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总揽全局的眼光,制定切合实际的策略,确保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创建和坚持,为中原乃至全国各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借鉴。邓小平的大局意识、政治智慧、领导能力、策略水平和人格魅力在这次土改运动中得以彰显,其超群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获得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代伟人的政治家品质由此逐步走向成熟。
简介:学界关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思想关系存在着三种观点:师生论、独立论及继承论。通过研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政治活动,对照他们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我们更赞成继承论。但这种'继承'绝不是盲从,因为列宁在哲学的研究和认识上,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俄国革命的道路只有一条的'单线论',而提出世界历史发展带有特殊性的'多线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理解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立足于物质本体论的视域,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先验地预设着大全真理的'一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而转向'历史',将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囊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想,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
简介:近20年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出现"失语"、"缺位"、"告别理论"等诸多问题与倾向,这不仅遭到多方责难与质疑,也产生若干理论分歧。在本访谈中,一方面,熊元义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绕开分歧,只有深入地解决分歧、才能真正推进文艺批评的深化——由此提出文艺批评的理论自觉问题。另一方面,熊元义着眼于对中国悲剧的研究,他将中国悲剧精神概括为: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绝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力图将悲剧问题与当代艺术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熊元义通过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现状的反思,指出我们需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界民族艺术观的发展,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批判力量。
简介:具有"实践型"与"理论型"双重面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进程应当包含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有机协同。界定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二元互动关系格局出发,深刻把握结合是关键、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中介、以解决中国具体重大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的"三重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从建党后就逐渐由非自觉向自觉展开,在推进实践化的进程中也逐步迈开了理论化步伐。从理论与实践双位叠合的视角而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