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上帝的国乃福音中心在四福音书中,除了马太以外,都用上帝的国称呼"天国"。为何有此差异?一般的认为是,马太福音的读者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轻易提上帝的名,可以说上帝是忌讳语,是太神圣。所以马太用天国来代替上帝的国。中国的经典虽提上帝,但少提,称天比较多。中国经典每提到天的时候,多有上帝的意思,两种用法都是一样。上帝的国不一定是一个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国家。上帝的国是一种国度,是超时间、空间的,是有力量、生命、道德及历史价值的。上帝的国的意思是,上帝是上帝的国的国王,正如诗篇九十七篇和九十九篇所说的:"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简介:本文通过对于曹洞宗创立历史的描述,试图从中总结出事关禅宗宗派兴衰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作者认为,曹洞立宗史的经验与教训都同样突出,耐人寻味:其成功的经验在于从一开始就注重事理、思想的“回互”,这种强调文化整合的独特气质与马祖系洪州宗孤军深入、单兵独进的禅界主流迥然有别,成为石头系的逻辑起点和曹洞立宗的特色所在;其危机亦与此相关,即在立宗之初思想上过度的早熟性(三代禅者为先驱),特别是在对新义理的生长点缺乏探索,对阐明和发扬本宗特色的指导性思想体系,未曾及时地、自觉地着手建构。。这个意义上,本文批评了“君臣偏正”范畴之弊端,分析了“使洞山宗旨坠于死型者”的真正原因。本文认为,曹洞立宗之初的内在危机致使后来在其发展史上两度自断法统,而其绵泽不尽、气力不竭的深厚内力,亦同样有赖其立宗之初“回互”理论之赐
简介:中古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而对文学创作论认识方面的自觉则是这个整体的文学观念自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中古士人融摄道教卫生学知识体系于文学理论之中,对于中古文学创作论的自觉有着建构性的意义。正是文学创作论开掘了这一相对于汉代经学的迥异的知识体系,才使他们拥有了崭新、有效的解剖工具,从而使中古的文学创作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基本认识模式。此后,以“神思”为核心范畴的创作论与以“雅正”观为核心范畴的价值论在传统文论中获得了同等理论地位。在融摄道教卫生学剖析文学创作论的实践中,陆机肇其始,刘勰集其大成,同时的预流者还包括王羲之、颜之推等人,说明这两个学科的结合已经成为时代性的共识。
简介:扶箕降仙的巫术表演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宋代,娱神色彩淡化,转而强调娱人与实用功能。与前朝相比,宋代扶箕最富于文化色彩的一个特点是箕仙作诗现象的普遍性。在宋代有关扶箕降仙的记载中,所降之仙多为“紫姑”。宋代扶箕巫术的流行与社会巫风盛行、道巫不分的宗教传播、军事力量虚弱等原因有关,而推动箕仙作诗现象的因素包括科举制度发达、文化氛围浓厚、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等,具有鲜明的宋代社会特征。箕仙诗的价值也非仅止于文人逞才抒情和博妇孺一笑的娱乐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奇的诗美追求与题材开拓,展示了宋人尚俗的生活意趣,为宋代士人提供了另类书写时政得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