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波兰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有着劳动法典立法传统的国家，其劳动法典化改革是波兰劳务领域最重要的历史进程之一，它是由一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阐述了波兰劳动法学界关于波兰劳动法法典化倾向、劳动法的基本规则、个人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等重要命题的争论与成果，并指出劳动法典的立法形式同样能有效地调整劳动关系。区分个人劳动法和集体劳动法并将其归并于统一的劳动法典之中这一做法，不但保证了劳动关系法律秩序以及其规则的完整性，也有利于统一的法律解释和合理的法律适用。结合现行波兰劳动合同法，总结劳动合同的调整范围，并阐述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固定期限合同、为完成特定工作而签订的合同以及在其他雇员脱岗期间签订的替代合同四种合同在订立与解除规定上的区别，并归纳出劳动合同争议调解和诉讼机制以及工会职能转型等方面的立法经验。

简介：正统法的定义突出了“意志”的地位，而“意志”的最大特征是偶然性和主观性。将偶然性和主观的事物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使得法学至今难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也很难称得上一门具有科学品质的学科。法学应该讨论实在的现象，而“实在性”不是以“成文性”为依据的，否则会使法的真相沉溺于感觉经验之中。法学应把真正有效的规则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把“伪规则”摒除在外，并在深入理解规则过程中，发展法学自己的科学方法论。

简介：古典刑事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建立的罪刑法定主义、一般预防、罪刑相适应、废除死刑思想对刑事法律思想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刻影响着其后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并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正>贝卡里亚(C.B.Beccaria)是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才成为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驱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因此,同其他许多启蒙学者一样,他在社会思想方面,也是采取卢梭的社会契约说的。他的刑法思想完全是从社会契约说引伸出来的。他认为刑罚权毕竟是以各个人在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而形成社会时所互相委托的各个人的自由的一部分的总和为根据而产生的。从这点出发,他确立了这样一个刑罚理论的基本原

简介：英国国家养老金制度主要目标是防止老年贫穷,其历史大致上是一个关于非缴费制度的故事,不时会受到其大陆邻居们替代率较高的社会保险计划的诱惑,但又总是受到其成本的吓阻.[1]自英国《国民保险法》(NationalInsuranceActof1946)1948年引入国家养老金制度以来,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变革,"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场革命;但从更重要的方面来看,是延续历史的自然发展,是一场英国式的革命".

简介：勿庸置疑,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中国的教育模式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尤其对于应试教育的批评,不绝于耳.应试教育,是对那种由考试来决定入学或升学机会的教育现象的简称.它是一种淘汰选拔的教育,以考试分数作为评价教与学的绝对依据,是一种评价标准不完备、评价尺度不完善、评价结果不合理的教育.它以升学为轴心设置课程和安排教育内容,与全面发展和个性创造背道而驰.它以追求升学率为直接目标,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和精神压力,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简介：中国的法院有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经验”。但中国的司法调解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发展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司法调解，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司法调解，以及2004年以後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为特点的司法调解。不同时期的司法调解，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底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司法政策的演进，法院调解的某些做法也有必要从多角度进行检讨。

简介：对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在持客观态度的同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因此，笔者从历史角度对目前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中国检察制度历史渊源主要有古代御史制度、苏联检察制度和西方检察制度，对历史渊源追行客观评价对检察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在改革中，司法理念与制度建设具有互动性，二者既可能相互取利又可能产生冲突，只有以史为鉴，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检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简介：引子：杨乃武案始末杨乃武案肇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叙说该案，我们不能不从葛毕氏（小白菜）说起。葛毕氏，原名毕生姑，因其容貌姣好，当地传说她喜着上白下绿的服饰而被称为“小白菜”。毕生姑自幼丧父，八岁时，其母王氏再嫁余杭县城喻敬天。毕生姑的丈夫葛品连，也是父亲早逝，其母带子再嫁。葛品连长大后在一豆腐店帮工。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毕生姑十六岁时与葛品连成亲。婚后以每月租金八百文向杨乃武租了一间楼房，自此，杨乃武一家和葛氏夫妻在同一楼房内居住。杨乃武，字书勋，其时长葛毕氏十五岁，次年即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举人。

简介：<正>在现代社会,侵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重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来往的日益紧密,使得跨国、跨州的国际和州际的侵权案件越来越多,国内法中的各种侵权行为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国际侵权行为,从而涉及到不同管辖权、不同当事人的利益,各种侵权行为的特点又不尽相同,要求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研究涉外或跨国侵权行为法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中国法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于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独特的＂合一制＂组织模式。＂合一制＂指的是一种审判与（司法）行政彼此交织融合、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科层化的制度安排。＂合一制＂一度对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中心议题及正当化机制从经济增长逐渐向社会可持续、综合性发展转变,司法行政与审判融为一体的组织结构已不合时宜。将司法审判从过度的科层结构和＂总体性＂框架中＂脱域＂出来,进而促进宏观政治社会的功能分化,应作为一种发展取向。

简介：在历史的经纬中。作为法律制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受制于各种因素。制度发展的阶段性、法律环境的历史性和法律属性认知的渐进性。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属性呈现出从行政法、经济法到社会法演进的运动图景。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的每一阶段。均呈现出相应的法制特性并反映到相关立法。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必然从“国家型”（计划经济体制）到“经济型”（市场经济体制）再到“社会型”（和谐社会），其法律属性根据这一经济基础的演化呈现出“行政法属性”到“经济法属性”再到“社会法属性”．其权利属性呈现“救济抚恤的恩赐式”到“配套发展的经济权利式”再到“基本社会权利式”的态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反映并决定于这一运动轨迹。

简介：以往学术中的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存在着某些缺陷。从基本问题意识、思路、方法上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注重“世界流通”、“中国视角”、“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角色关系”、“具体法律实践”，是推进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的新路径，而且，对于今天的中西法律理论的相互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充分尊重和发掘少数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又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主权统一，既注重政策，又注重法律，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又促进地方的法制化管理，有效地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简介：本文认为创新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是实施创新教育的重要环节，建设创新型的师资队伍是高校教育的根本。

简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三个代表"的基础条件、根本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生产力,也需要先进的文化.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三个代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

简介：随中国古代讯问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刑讯的广泛使用,历朝历代均有关于讯问时使用刑讯手段的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不但依法律规定实施刑讯,甚至在法律规定之外＂创造性＂地采用刑讯手段。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取得口供,被追诉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查明案件事实最重要的证据,也是案件能否作出最终判决的基础性要件。在这样的理念下,刑讯成为我国古代讯问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讯问史不妨被看作一部刑讯的历史。

简介：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制开启了“走出帝制”的历史序幕,尽管道路反复曲折,新旧法统的争执依然延续以西为师”还是“中体西用”,并未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走出帝制”已成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民国政制史》就是这段历史先声的在场记录,是对发生在这一重大历史关节点上的政制实践的忠实记载,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民国政制史》是一部详细介绍和叙述1911年至1936年间民国政治制度设置和沿革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由中央制度、省制、县制、市制四编及附录构成。本书由钱端升担任主编,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等当时中央大学法学院行政研究室的同事协力完成。

简介：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形成和确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西方许多国家运用多种手段治理社会治安只是一种措施和警务对策，还达不到综合治理的理论实践层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全面解决我国社会治安的战略方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且经历一个实践、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方针，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治安宏观控制在实践上，理论上的深化和飞跃，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时俱进，适应着动态社会治安形势。

简介：传统中国行政机构中,监察机构一直作为重要的部门存在,监察人员素质的高下与优劣,决定了监察制度这一强大政治防御工程的运作及其效果的好坏。[1]如今,我国监察委员会进入试点阶段,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工作,一方面,要立足于现代吏治经验创新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古代监察人员选任的标准也应尤为关注。纵观古今,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其发展的兴衰与监察权力的行使和监察机构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重温古代监察人员的选任标准,不仅是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如何在古今吏治不同的背景下,借鉴古代监察人员选任标准为当今监察委员会人员的选任提供可行性意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