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刑法学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79刑法典为研究重心、以特别刑法的适用和刑法改革为研究重心以及以97刑法典为研究重心的三个阶段。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在30年的发展中，刑法学研究体现出为刑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紧密联系刑事司法，实践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研究得以拓展的特点，并在刑法观、刑事政策、完善刑法的模式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简介：“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阀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

简介：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调查研究李德敏，李平，刘会民调查，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对于反贪污贿赂斗争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做好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调查工作，有利于挖出那些隐蔽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大要案，从而将，反贪污贿赂斗争引向深入。本文主要探讨贪污贿...

简介：《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来的科学性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将内容和形式严重失调的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通过勾勒梳理，将其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二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中的具体论述和简单论断，通过解析内涵，正确评价和定位，将其打造成科学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三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将其变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

简介：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体现了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思想。然而，其中存在着未充分关注被害人合法权利保护的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被害人合法权利予以保护是尊重与保障人权、保持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致性与合理性以及防范严重诉讼风险出现的必然要求。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首先应当明确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具有程序运作主体的地位，并辅之以与其主体地位相适应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提出异议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以及救济权等基本诉讼权利。

简介：会见权是辩护权的衍生权利，是被追诉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倾向干从律师执业权利的角度研究会见权问题，从而使相关研究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而实务界的会见权之争则演变为部门利益与职业利益的博弈，从而与保障当事人利益的立法初衷渐行渐远。为此，有必要重返会见权的原点重新审视其内涵与本质，并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合理地设定会见权的界限，完善会见权的保障机制。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是适应刑事司法实践需求的一项改革举措，其目的既在于通过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实现办案资源的重新调配，也在于迅速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上述目的的达成，其落脚点集中于速裁程序“效率”的实现。试点中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导向集中体现于起诉与审批环节，侦查阶段的效率提升则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对于速裁程序的实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实现速裁案件侦查阶段的效率性，改革以往的侦查模式，首先必须解决合法性授权的需求矛盾。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明确侦查阶段速裁程序适用标准、精简侦查流程、构建符合速裁程序特点的强制措施适用等具体方式来解决侦查工作拖沓、强制措施适用不当等一系列问题。

简介：作为量刑正当性的表征，量刑程序以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及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渊源，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风行至今，经久不衰，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构造。中国应在合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独具特色与符合国情的量刑程序。其中，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的分离，从技术与制度上制定量刑的程序规则，从举证和责任上完善量刑的证据规则，是目前中国建构量刑程序要补的“功课”。

简介：<正>《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刑事印证具有证据的多数性、印证性、可重复检验性、客观稳定性和视野的整体性等特征，其实践形态有全面与部分印证、概括与细节印证、肯定与否定印证、普通与关键印证之分；证据间的合理差异不影响主要印证事实的认定，但需要查明差异的原因；可从四方面判断印证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串供情况、证据印证的具体情况、证据取得的具体程序、印证内容是否违反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要善于发现关键印证，有效运用其在认定案件事实中的作用。

简介：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可及早诊断其危险程度和危险类型,从而及早干预和矫治。本研究选取北美应用广泛、信效度俱佳的青少年服务等级与个案管理量表（YLS/CMI）为工具,以北京和郑州两地未成年犯管教机构的105名未成年犯为样本进行未成年人危险评估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最后均得以证明成立,并最终提出了对YLS/CMI的修订意见。从本研究可看出,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借助科学制定的评估工具予以评估和预测的,我们可以设计此类工具开展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此类研究更适合通过追踪研究予以完善。

简介：领导垂范　全员调研──我们是如何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工作的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检察院近年来，我们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精神，把调研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积极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领导率先垂范...

简介：在检察实务中，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对于证明事实、判定案件的价值日益突出。电子证据不仅在查办典型的计算机犯罪时必不可少，而且在处理以数字化信息设备作为犯罪辅助工具的案件中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可以加强指控。有些案件中，电子证据还对于认定刑事责任年龄，发现线索，突破案件起到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必须有效解决电子证据的提取、审查鉴定以及依据合理的定案规则运用电子证据方面的现存问题，关注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制，才能更好确保电子证据在案件认定中的有效运用，实现办案效率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简介：当前，我国在毒品犯罪量刑问题上存在着重刑倾向和过度适用死刑的情况。产生的原因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与毒品犯罪定罪量刑上存在的“唯数量论”等有关。我们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