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受实体真实主义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影响，加之新规系中央政法各机关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非法供述排除立场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尽合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未能取得新发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证据种类不明，允许重新取证将降低排除规则的实施功效，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允许随案移送有违非法证据排除宗旨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对被告方再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限制的理由欠充分。尤其是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仍较抽象，不仅影响排除新规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法解释技术填补漏洞，以保障新规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

简介：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运行也应遵守一定的证据规则,证据材料是否被认定为非法证据并适用排除规则,同样只能以证据为依据。'情况说明'这类的说明型的证据材料,必须具有完整的法定形式,也需要其他证据的印证和侦查人员出庭制度来加以保障。同步录音录像应当以原始性为原则,并具有完整的保管链条,同步录音录像的内容上的完整性也是强化证明力的关键。在证明标准上,对非法证据的认定以及排除规则的适用应当设置严格的证明标准,并通过赋予被告人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单独上诉权的方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马普案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适用于各州。然而，在美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判例法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在理论基础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受到限缩。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哈德逊案、赫尔英案以及戴维斯案的判决尽管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判决，但是，这些判决不仅进一步限缩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而且，其论证逻辑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命运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法官之所以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法官不知道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对何为非法证据、证据合法性调查的程序等问题存在认知困难。其次，法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如有的法官认为在非法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简介：一、引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分别以司法解释性文件和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法院解释》)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2013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下简称《中政委规定》),在重申非法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同时,对讯问场所和全程同步录音录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

简介：<正>(一)在外国证据学说上,有一种证据分类方法是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所谓原始证据,是指与待证事实具有原始关系的证据,由判决法院直接调查所得。这种证据的证明力强,足以独立证明犯罪事实。与之相对应者,即为传闻证据,是指由间接传闻而来的证据。这种证据不足独立证明待证事实,故其证明力较差。传闻证据有广狭二义。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是证据规则的核心，能够约束司法行为的恣意性。尽管这项机制已经在我国现行规范层面得以确立，却仍有不尽周延的地方，还需要不断予以完善。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排除规则呈现出了与域外经验不甚一致的部分特征，如口供优先排除、多元主体参与、局部性排除等。究其根源，中国的法治建构不仅排除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而且只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对抗体制，尤其是采用了一元化的审判格局。这些现象足以反映出本土法治资源的特征，符合经验逻辑的基本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势必会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一方面，排除手段不会成为实现证明规范化的唯一机制，而需要诉诸其他有效的补充方案：另一方面，排除时机的把握也能促进程序有效性的实现。

简介：非法证据是指违反了法律准则,在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资料.现代国家原则上都禁止非法取证.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程序法上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上的取向.我国应确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鉴定结论予以排除;对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有选择地予以排除.

简介：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应以此为基点厘清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将非法证据与证明力有缺陷的虚假证据区分开来;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质的区别。应原则上排除重复供述,保障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完善应从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出发,以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为核心审慎推进,应逐步实现非法证据认定的程序转向,发挥该规则制裁、预防程序违法的效力。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的结果，其本身就是现代法治国的标志，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正当程序、维护司法尊严、防止违法取证、减少冤假错案等功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存在一系列价值冲突。根据各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价值侧重的区别，可将其分为强制排除模式和自由裁量排除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当就各个类型的违法情况加以区别，就各种违法程度、情况探讨清楚，才能有助于立法改革。

简介：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应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法的价值、程序公正三方面内容，且三者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是要分析其基本问题，即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实践，应当明确规定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确定非法证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此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简介：

简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被诉人人权保障制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被诉人人权保障制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本文论述了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现状及不足,提出了设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简介：引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决定刑诉法再修改成败的重要支点。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自世纪交替至今，已逾十载，近年的基本态势是日趋冷寂。纵览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各种方案设计，层出不穷、各有千秋。

简介：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五个部分、42个条文的篇幅就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和程序等重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有利于维护程序公正,彰显程序独立价值,夯实人权司法保障。排除非法证据,一直在努力

简介：基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审判阶段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于其他诉讼阶段国家专门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司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设定的证据法规则,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司法行为也将受到其制约.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理解何谓“给审判案件的法官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检察机关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证行为威慑作用的前提;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简介：一、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界定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指违反法律程序,以非法的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原则。即司法机关不能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非法证据的大致范围包括: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