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特别是商事登记审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政许可法》将商事登记规定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又规定企业(公司)的设立采取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折衷审查制,问题随之产生:将商事登记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表明,在商事登记领域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带有较强的行政权力介入色彩,但形式审查制又代表国家行政权力在登记审查方面的消极态度,是商事登记领域行政权力弱化的表现,这种并不是很和谐的权力定位一方面彰显了传统的行政权力无限膨胀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对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简介: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是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有必要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则缺失,现有规则(行政系统内部规则和潜规则)充斥着随意性、模糊性和秘密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应确立平等、权益保障、公开、理性、效率等价值目标。建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应重点建立利益诉求制度、内部审批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制度。
简介:尚小明先生近文对袁伟时先生"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的观点作出了批评,此文则指出民初的政治斗争是"妥协"与"不妥协"交互出现的动态过程。民初的各种政治势力在"大妥协"中实现了利益均衡,并正式开始了国会政治的演练和制定宪法。但这一"大妥协"也为国民党所主导的国会立法权力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掌控的政府行政权力的的对立埋下了伏笔。《临时约法》的缺陷、政治理念的巨大差别以及互不信任和妥协的信念使得两个派别陷入了"全输全赢"的政治斗争当中。这一斗争以北洋派—行政权力的"全赢"和国民党—立法权力的"全输"为结局而收场,民初的这一次宪政建设尝试最终失败。这一失败使得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抛弃了宪政的道路并走向激进化,继而转向了新的建制道路。
简介:对央地财政分权中的权力配置及其限度,特别是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制,应作宪法考察。通过“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选择构筑”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应根据宪法平衡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限制和约束,这对央地财政分权的进一步改革也有指导意义。当下的央地财政分权改革,应明确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实施和验收阶段的参与和监督,同时也应由司法机关来介入和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的相关冲突。
简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为行政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公共利益限制,造成实践中可能侵及到私人权利领域。通过对六个典型国家(地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其性质采用了不同的规制方式:对于仅涉及经营者之间侵权纠纷的,多数国家只规定了私法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并不介入;埘于与竞争秩序关系紧密,与消费者权益维护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行政机关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采用分类规制,正确认识行政权力在维护正当竞争秩序中的作用。
简介:互联网+”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变革。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进步,也可能引发一定的政治社会危机和政局动荡。对追求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互联网+”条件下虚实相生的多维执政空间迫切需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从网络游戏产生的“边缘革命”到新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方面的特点,从信息公开到舆论引领,从党内监督到政府决策,都需要对“互联网+”的积极影响与风险防范进行认真研究,这样才能借助新产生的网络空间加强执政权威的建构,增强党的执政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