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第三种结构的国家目标条款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实质规范,其本质是通过宪法表现出整体法社会的价值决定。它既拘束立法者又保留了其广泛的形成空间,而在司法审查的介入上则应该相应的选择弱违宪审查的模式。在文化宪法的规范框架内,借由与国家作为义务有关的国家目标条款的介入,而尝试把其与国家机构规范以及基本权利规范一并做一个体系化思考。整合了国家目标条款的文化宪法超越了狭义的文化宪法权利,使文化主题成为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宪法学说的对象。

简介：公平与效率是环境监管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它关系到环境监管法实施的有效性。依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环境监管立法供给应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对法的需求相适应，这要求我国立法部门建立全面、具体而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环境监管法，以实现法的公平目标。依成本收益理论，应该尽量减少立法成本，法的内容要尽量使个体行为外部性内部化，对此应坚持民主科学立法，建立层次有致、奖惩分明、具有前瞻性和长效性的环境监管法，以实现法的效率目标。

简介：一、导言根源于超越文明、种族以及人与人之间具体差异的普遍人性,基于整个人类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需要,人类文明的一些共同成果往往具有普适性价值.作为法律制度的文明亦是如此,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这些要求独立于实在法制定者的意志而存在,并且需要在任何可行的社会秩序中予以承认.

简介：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

简介：澄清法律方法的概念需要交代清楚两个概念,即“法律”和“方法”.方法的知识论体系对法律方法的界定有着内在的约束性,这就是方法与法律的勾连.法律方法的界定与运用需要遵循方法的一般规律.对法律方法的认识是开放的,随着对方法知识论探讨的深入而不断丰富.法律方法中的“法律”,在内涵上是指法律渊源,即实在法的表现形式.法律渊源在法律方法概念中的使用,使得法律方法的概念具体,从而与其作为一个操作性概念接轨,为法律方法的外延与内容的分析提供新架构.

简介："非应用实体"(NPE)不生产任何真正的产品,他们的业务模式主要是通过诉讼来实体公司缴纳专利费。科技业界及服务于科技业界的知识产权从业者普遍对NPE怀有敌意。他们认为NPE不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通过启动法律程序来收取专利费的做法也抬高了最终消费者的支付水平。全球NPE有很多,无疑高智和RPX是其中的佼佼者。NPE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降低专利交易(维权)费用的社会需求。他们通过构建专利组合,降低专利的非系统性风险。专利许可的加强意味着一些技术使用人被赶出市场,这会导致市场结构更加趋近于垄断市场而非自由市场,产品价格上升。如果说NPE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增加了社会成本,那么应该被责怪的是制度本身。NPE对社会的危害,来自于它对这些制度问题的综合性运用。

简介：充分发挥教育训练的作用,利用民警晋升培训时机,加强公安信息化内容的训练是提高民警公安信息化应用水平和能力的有效手段和措施。经过调查,民警＂督晋督＂公安信息化课程培训存在着内容要求不尽相同,培训困难较大的问题。因此,通过研究力求探索一条符合当今民警特点的公安信息化课程培训的方式和途径。

简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政府改革运动应运而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再造（又称政府重塑）开辟了新的理论基础，政府职能从“管理人”转变为“经济人”，倡导政府应当将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的成本效益理论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当中，以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利益服务。然而，无论政府基于何种角色，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降低其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简介：法院主导下的公司对派生诉讼成本的承担和对诉讼实质意义上的司法许可是两个紧密联接的股东派生诉讼核心制度安排：只有公司承担原告股东的派生诉讼成本，诉讼才有可能被股东提起；诉讼司法许可不仅使法院有机会事先甄别、剔除无益诉讼，而且公司承担股东诉讼成本也才具有正当性。这两个制度安排相互配合、相互照应，旨在鼓励有益诉讼、给予股东正当司法救济途径，和抑制无益诉讼、保护公司经营自由防止股东不当干涉之间取得大概的平衡。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的修改方向应该是一方面给予法院阻止股东任意和无理由诉讼的司法许可权力；另一方面，如果派生诉讼案件经法院审查后允许进入诉讼程序，公司就应承担原告股东案件的诉讼费用，无论股东最后胜诉与否。

简介：一、“五五”普法的简要回顾2006年至2010年，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下，全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为目标，以开展“法律六进”和法治创建活动为载体，全面实施了“五五”普法规划，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不断增强，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简介：上市公司收购主要是由收购者和目标公司的管理者、大股东甚至是控股股东之间主导的一种行为互动。在此过程中,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由于其经济实力弱,获取信息的能力差,对股市的变化反应慢而处于极不稳定和极易受损的弱势地位,故加强保护中小股东权利十分必要。本文即从对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中相关制度入手分析了我国关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简介：面对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难办案件,司法者面临各种解释论上的难题。解释者应该秉持基本正义观的立场,以结论的妥适性为目标,综合运用刑法中的各种解释方法。具体到赵春华案件中,可以从非法持有枪支罪客观要件上的＂非法性＂和＂枪支＂的实质性角度分析,结合刑法理论上的禁止错误理论,运用＂当然解释＂的方法,实现对该行为非罪化或者非重刑化处理的目标。

简介：<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波斯纳所指的这两类成本就是错误司法判决的成本和诉讼制度运行成本。本文将以民事诉讼费用的性质为核心,以民事诉讼程序的功能为依据,讨论诉讼制度运行成本的承担方式问题。

简介：<正>《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和宪法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Holmes)和凯斯·桑斯坦(CassSunstein)合著,已由毕竞悦女士精心译成中文,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首版以来,数次重印,是一本深受欢迎的学术作品。在这本不厚但颇为耐读的书中,两位

简介：作为普法宣传工作的重要执行主体，企业“五五”普法宣传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目标与任务应是创建基于企业战略的企业法治文化。构建基于企业战略的企业法治文化是企业普法工作在总结以往普法工作经验及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是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普法和依法治企工作的新要求。

简介：司法改革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浪潮。从价值层面对域外司法改革活动进行分析,能够清晰地发现司法改革过程中包含着司法目的价值与司法形式价值之间的共生互动。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在恪守司法形式价值这个基准的前提下,去追寻司法目的价值,才能在合理、有序的框架下推动司法改革,从而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

简介：社会性规制基于其规制对象与目标，似乎与成本收益分析天然的不可调和。总结对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各种怀疑与批评，核心在于不可计算。但理论上，方法的改进和定位的修正将使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必要性重新凸显；实践中，样本国的社会性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在制度架构面、制度实施面均具有共通特点，并在制度演进面呈现共向潮流。梳理成本收益分析在我国立法的实践脉络和现状，其仍停留在宣示意义上，缺乏系统的实体制度、缺乏明确的程序配套，缺乏刚性要求、缺乏专责实施机关。不可置信是社会性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在转型中国遭遇的尴尬。未来改革，务求进一步深化观念、提升能力、落实制度：应将成本收益分析功能定位于强制性决策依据，由各级政府法制办专责、外包为主实施，试点先行，细化并逐步推广。

简介：将界权成本纳入法律经济学的视域，需要在法律经济学中添加“零界权成本假设”。零界权成本假设要求自觉选择和转换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法律界权而不是市场交易出发，同时考量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系统研究法律的经济效率。为此，需要引入“霍布斯条件”，重新确立经济世界的初始位置，提出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不同社会福利函数的构造和比较，可以从理论上揭示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理论偏差，并且修正和重构法律经济学的界权原则。在批判科斯定理的同时，重新强调从实际出发和关注比较制度成本的科斯方法，有助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简介：对任何权利进行保障都是需要成本的,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我们不能不计成本地保障任何权利,甚至生命权的保障也不能不计成本。本文以近期发生的两起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为例,引用法律经济学中的＂最低防范成本原则＂和＂汉德公式＂等经济理论,针对该事件所适用法律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进行推演,从而揭示尊重规则就是尊重生命的一般原理。

简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张五常一、从简资修教授的批评谈起任何关于法律和市场关系的深入思考,都必然触及对罗纳德·科斯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和评判。对于科斯经济学(以科斯定理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称)的信奉者而言,科斯就是上帝,《社会成本问题》是圣经,而科斯定理则是圣言写就的"黄金律"。任何对于科斯定理的批评和对科斯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