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7年6月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重复性供述进行了界定,并确立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然而此种例外模式能否准确涵盖不正当讯问与重复性供述之间所有的阻断因素则不无疑问。因此,从司法实例出发,研究影响被询问人重复性供述任意性的因素,并通过两岸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比较,以完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防范冤错案无疑是有所裨益。

简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问题,犹他州诉斯特里夫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次限缩性解释。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警察在违法拦停被告时所发现的逮捕令是否减弱了违法拦停行为与在被告身上发现毒品证据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得该证据可以被采纳。法院多数意见认为,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收益大于其成本,该规则存在若干例外情形,其中包括＂因果关系减弱＂的例外。逮捕令的发现正是违法拦停与发现毒品证据间因果联系的介入因素,同时警察的判断错误不应被视为对第四修正案的故意侵犯。异议意见认为,在轻罪逮捕令泛滥的美国,法院意见使得警察可以以检查逮捕令为由肆意盘查公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将不再具有威慑力,而第四修正案也将处于危险之中。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各法域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中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致力于遏制可能影响定罪准确性的警察违法行为,规范司法人员的证据审查判断行为,也有利于实现司法权乃至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当然,由于更深层面的司法改革尚未启动,实践效果可能会受影响,值得继续关注。

简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指出，要着眼于解决影响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把证据裁判要求贯彻到刑事诉讼各环节，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周强院长强调，要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罪刑法定、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促进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简介：在刑事诉讼领域，“利益权衡”是平衡人权保障和犯罪控制两大理念的重要法律方法。针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利益权衡的法律方法在比较法上发挥着重要制度机能，美国实行的是实践意义的利益权衡、德国等实行的是规范意义的利益权衡、新西兰实行的是转型意义的利益权衡。但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方法论，它也存在制度局限与客观化诉求。因此，我国在实物证据的排除领域引进利益权衡方法时，也应设定相应的客观化基准。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已经实施,但其自身存在的若干技术性问题,使得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既有实体规则方面的,如非法言词证据内涵、外延不明确,对'二次自白'、'毒树之果'、重新取证问题缺乏规定;又有程序规则层面的,表现为辩方举证违法'难'、法庭启动调查程序'难',控方证明合法'易'以及因法庭裁决程序缺失导致审查程序被虚置。此外,在我国'一元制'的法庭审判结构下,非法证据信息对法官心证的'污染'难以被有效清除。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使排除规则在实施中大打折扣,甚至面临着整体被规避和被架空的危险,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简介：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一)刑事非法证据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这有助于促使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彰显了程序的独立价值。2010年7月1日,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的范围、排除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存在诸多与我国司法实际脱节的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在贯彻、落实两个证据规定上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我国要想真正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需要立法者、司法实务人员、学者和公众的长期努力。

简介：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了更加全面地规定，再结合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规则，构建了非法证据调查核实的程序，使得整个非法证据排除体系逐渐规范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根据现有的结构体制进行调整，以适应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变化。本文就对涉及到人民检察院使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新法规定,对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进行了相应修改,主要体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实体规则的完善、对非法证据调查核实程序的构建、对非法证据庭审排除程序的规范。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日臻完善的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应当从职权分离、案例指导和协调公法三个方面调整现有的结构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应对司法实践的变化。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之中，但这一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处于名存实亡的尴尬状态。在重新构建“中国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前，有必要对该规则被“虚置”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揭示。

简介：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模糊的阐述。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代表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设立该规则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与排除的依据。

简介：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当前我国理论界立场繁多,却有自说自话之嫌,改革主张繁荣,却缺乏系统整合。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梳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憧憬方面,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理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进路方面,呈现出整体革新与渐进改良两条进路。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整合,未来我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还需要注重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对他域话语资源作批判性解读;二是对该证据规则的吓阻功能及我国制度环境的容纳能力作经验性研究。

简介：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不仅明确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这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预防冤错案件的发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对《规定》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予以说明。

简介：与数字证据相关的概念很多，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定差异，从提出概念的出发点、载体、表现形式、研究范围等角度分析数字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电子记录等概念的差异，并进一步提出对数字证据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分为5个部分，包括一般规定、侦查、审查逮捕和审直起诉、辩护和审判。笔者重点就非法证据的范围和审判阶段的排除程序等问题作概要解读。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在法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许多专家学者为此撰文，深入斛读《规定》的各项内容，积极论述个人看法。本刊特此整理了以下几位知名学者的相关观点，以期在理论层面上为读者进一步理解《规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简介：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都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政证据又称行政执法证据或行政程序证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法院在诉讼中为正确审理行政案件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显然，这是有联系、同时又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证据。两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的区别则主要表现为运用证据的主体、阶段。目的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正确理解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更好地运用证据，尤其是对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和当

简介：随着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电子证据日显重要。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特殊介质上用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信息,它不同于传统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根据电子证据的特点和国外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对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