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目前发展到了“严格执行”阶段,这一阶段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施行为起点,《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进一步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严格执行”阶段具有证据排除理念上的推进和具体制度上的进步。今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重点应集中在司法实践层面,防范变相的刑讯逼供,如晒、饿、冻、烤、疲劳讯问等,将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非法拘禁的构成要件,明确中间上诉程序。

简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此项《规定》的出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本刊特此推出一组封面报道，邀请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律师，从不同角度对《规定》进行了深度解读。同时，本刊还邀请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法院分享相关工作经验．以期为读者进一步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简介：我国虽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因法律规定较宽泛,致使实务中操作时存在分歧。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要满足打击犯罪行为的需要,又应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建立防止非法证据产生的预防性机制,明确非法取证方式和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规则,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机制、完善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

简介：2013年，我国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总则，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五条八款”的立法形式被确认。2017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等五部门又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的基本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进一步细化，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突破。但由于法律条文本身所具有的法律解释空间，笔者预测在未来的实践中，控辩双方可能以各自立场出发，对相关条文有不同的把握，故以如下方面为例，

简介：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导权，其中第14条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侦查期间接受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请，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笔者理解，此时检察机关应当同步介入，依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简介：目前,如何改良与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然成为中国刑事诉讼领域的焦点论题。我国当前的理论学说大多以比较法为经验范本来论证我国构建此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却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源生地)理论界的理论观点缺乏必要而充分的解读。其实,在美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在理论基点上,还是在改革取向上均呈现出截然相对的论争观点。为此,有必要澄清美国场域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观点与争鸣,进而对其话语资源进行反思性解读。

简介：【裁判要旨】在有数天提押未送还监室的线索印证被告人的刑讯逼供辩解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具未刑讯逼供的书面说明，但不出庭作证，且不能提供该时间段内的同步录像，结合审前供述前后矛盾、同案犯审前供述相互矛盾的情况，可判断侦查人员出具未刑讯逼供的书面说明不具有证据能力。对证据的关联性应根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无关联性则无证明力。

简介：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重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由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下的三个不同的规则构成。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瑕疵证据修复补救规则。

简介：一、绝对排除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青词证据、以该青词证据为线索所取得的物证应予以绝对排除。正如贝卡利亚痛斥非法取证行为的极端形式——刑讯逼供时所青：“我们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意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相对称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有限的。因而，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

简介：有效排除非法证据是建立刑事正义和树立司法权威的必要手段。在反渎案件侦办中，案件侦破是否顺利,定性是否有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证据的取得。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国刑事法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适用直接冲击反渎侦查人员传统的侦查思维、方式等领域。笔者在参与和负责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证据对一个案件的重要性，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反渎案件立得成、诉得出、判得了，关键还是在于证据的搜集和运用。只有更好适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高反渎侦查人员的侦查技能和综合素养,才能产生顺应侦查工作科学发展的侦查核心竞争能力。本文立足于反渎办案工作实际，结合案例重点阐述适应规则前提下如何做好初查、讯问、制作笔录工作等基础侦查工作,探讨新形势下切实提升反渎侦查技能的有效办法。

简介：办理公证业务时，尤其是保全证据公证，有时需要采取偷拍偷录等秘密方式固定和提取证据。但以此种方式公证书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置疑。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收集证据时也会遇到相同的尴尬情况，为此许多国家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先后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评判偷拍偷录等秘密方式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笔者设想，如果能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到公证实践中，也许能很好地解决公证实践中的一些困难。

简介：2017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诸环节对非法证据的审查权限。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对于该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的诸如：刑讯逼供的具体内涵，“非法方法”的范围，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重复性供述的排除等等容易出现疑问和争议的问题，《规定》都一一进行了明确，这对下一步实务机关具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简介：一、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如何界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通过列举的方法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细化，明确指出了非法言词证据的特征与范围。通过第1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非法言词证据的种类仅限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且言词证据的取证方法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刑讯逼供的取证手段包括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简介：从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初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到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做进一步的调整，我国逐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司法观念、司法运行环境及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运行中也反映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职务犯罪中典型、难办的受贿罪为例，选择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年至2014年受贿罪判决书为对象，探究刑事判决书中受贿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经验、教训，希冀对未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性运作有所裨益，

简介：近年来,诉讼程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侦查人员出庭身份不同。在定罪之诉中,侦查人员出庭就其目击事实充当目击证人;在量刑之诉中,侦查人员就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以量刑证人的身份出庭;在程序合法之诉中,侦查人员就其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以程序证人的身份出庭。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具有证人资格,其以程序证人的身份出庭既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也不是一种自我证明。从我国的立法进程可以看出,侦查人员以程序证人的身份出庭符合我国的司法改革趋势,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积极回应。

简介：<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具有侦查权的执法主体因搜证手段或执法方式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侵犯到公民宪法权利或法定权利,从而导致所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被法院所采纳的证据规则。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吓阻警察的程序违法行为、维护法官的司法廉洁、救济公民的宪法权利有着重要制度功效,因此,法治国家在各自

简介：如今,＂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普遍肯定的论断。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成为区别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程序＂,即注重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不仅如此,而且应当是具有足够尊严的程序。换句话说,体现了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规范应当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是区别于恣意的人治的法治的基础。

简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在西方国家已被普遍采用,但各国采用该规则的目的不同,适用规则时的做法也不同。美国是实行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时间较长的国家,但适用过程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排除非法物证上,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了该规则的内容、例外及相关经验。与美国设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目的主要是震慑警察并将其当作强制性规则的做法有差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设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目的通常是维护司法公正,并将其视为一项任意性规则,法官更加享有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由于此前并没有过多适用该规则的经验,法院在具体实践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如何能使这一规则的适用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的问题上,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还要进行探讨和辩论,并始终必须明确中国采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什么。

简介：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既具备排除非法证据的客观条件,又不会受到检法关系等制度条件的制约,由其排除非法证据将有助于解决我国现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落实困难的问题。检察机关只有在审查证据时贯彻客观中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并借鉴直接言词原则的合理内核,才能对非法证据进行有效的认定,从而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对非法证据进行相应的处理。检察机关在处理非法证据时,要严格把握补正与排除的界限,注重比例性原则的适用,同时借助补充侦查的手段,对一些有挽救余地的非法证据进行补救,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