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裂隙进行充填灌浆,可以有效防止裂隙的进一步发展和雨水的渗漏,使遗址得以更好地保存。为比选出适宜于潮湿环境下窑址裂隙充填灌浆材料,采用烧料礓石、烧阿嘎土、砺灰三种传统石灰材料分别对浙江和福建四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遗址土进行改性研究。测试改性后浆体材料不同龄期的抗压、抗折强度、收缩率,以及温湿度循环、冻融循环、水稳定性、安定性、耐碱性试验后试样的力学性能变化。试验结果表明,三种石灰类材料均具有良好的耐候性,但砺灰试样的耐冻融特性稍差、龄期强度低、收缩变形较大。烧料礓石改性试样具有较高的龄期强度、较低的收缩率、良好的耐候性。因此,建议将烧料礓石作为主剂应用于四处窑址的灌浆材料中。相关研究成果对窑址裂隙灌浆材料的选取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简介：利用热释光测定年代技术对青龙镇出土样品的烧造年代进行检测分析，以求帮助了解不同历史时期青龙镇瓷器贸易的发展状况。为此，本工作以青龙镇遗址出土瓷器中的67件瓷片及4件砖瓦样品为研究对象，用热释光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片样品古剂量；用热释光高温细颗粒技术测定砖瓦样品古剂量；用厚源α粒子计数法和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测量样品年剂量。瓷片样品热释光年代结果从唐代至南宋不等，砖瓦样品年代结果为北宋时期烧造，与文献记载中隆平寺塔的始建时间相符。

简介：2017年，在迎接自治区七十年大庆的紧张筹备及喜悦气氛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按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同时在加强课题意识的方面，深入地开展了区域性的调查工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中蒙联合考古发掘的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荣获国外考古新发现。

简介：塔尔梁墓葬壁画墓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的清水河县。为了解该壁画的材料和制作工艺,通过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仪(SEM-EDS)、X射线衍射仪(XRD)和拉曼分光光谱仪对揭取时脱落的5个试料的颜料层、白灰层和地仗层的材料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红色颜料的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铁,黄色为水合氧化铁,黑色与灰色中包含石墨构造碳黑;白灰层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地仗层主要成分为石英、方解石以及长石等粘土矿物,且在地仗中发现石灰籽粒,由此推测地仗制作时加入了石灰。地仗出土时多空洞,并发现了植物硅酸体,根据形态综合判断制作地仗时拌入了麦草与麦壳。根据材质分析结果,壁画的制作工艺为:加入了石灰的拌草泥层地仗上涂抹较薄的石灰浆,之后在上面作画。研究结果可为内蒙古五代墓葬壁画制作工艺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同类科学分析提供参考。

简介：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东部二层至三层的墙壁上有两幅巨型壁画,南边的一幅是《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北边的一幅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作者分别为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和黄永玉,创作时间为1959年,尺寸为9×10米。在壁画创作过程中,＂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中国人民大团结＂的主题历经数次调整,最后由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拟定。其中,＂世界人民大团结＂意指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为新中国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团结＂意指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两幅壁画旨在从内政外交的角度塑造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和黄永玉不断调整作品的表现形式,最终这组作品以优秀的面貌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简介：殷墟王陵区共发掘十余座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其腰坑的底部距地表的深度普遍在11~14米,远远超过同时期商代水井的地下潜水线,可证在王陵区商人营建大型墓葬时,墓穴（尤其腰坑）的深度均应穿透地下水,达到＂下及黄泉＂的效果。本文认为,这正是商代社会中＂黄泉观念＂的体现,商墓底部的腰坑就是死者灵魂通往黄泉路的入口,腰坑中的殉狗就是通往黄泉路上的引领者。

简介：商代甲骨卜辞里的牢、■分别指经过系养的牛和羊。西周以来牢字取代了■。为了区别经圈养的牛和羊,在牢前加上大小,用大牢专指体型相对于羊要大的经圈养的牛,用少牢专指体型相对于牛要小的经圈养的羊。《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关于＂太牢＂＂少牢＂分别是牛、羊的说法更贴近周代社会实际。

简介：本文通过考察美洲地区一种名为阿尔帕卡(alpaca)的金属材料,利用与该地区相关的历史文献、影像资料、考古出土器物、博物馆藏文物,并参考冶金考古的方法,认为这种金属材料很可能是一种含有铜镍锌的三元合金,即镍白铜。然而,这种金属在美洲的出现时间及发展情况仍有待更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简介：袋状坑[1]是田野发掘中经常碰到的一种遗迹现象,相对于直上直下的筒状坑壁而言,袋状坑所呈现的遗迹现象有一定的＂迷惑性＂。正确认识袋状坑,不仅有助于我们发掘好一座灰坑,亦有助于对其它遗迹现象的处理和相关研究的开展。

简介：六年前的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地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还不断深入论述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例如,他强调指出中国梦不仅是中国大陆十三多亿人民的梦,而且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

简介：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指挥红军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为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团结和壮大了大批抗日力量,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提供了人力保障,尤其是“北上抗日”方针的明确提出,使党和红军由长征初期的战略退却转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成为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行者。长征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做好了充分准备,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指引着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简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领袖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官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官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官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官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官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官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

简介：出土于太原东山的《□憘墓志》记述了墓主作为军事将领的一生履历,其中两次出现“大贤真”一词,为鲜卑语汉文音译.梳理碑志和文献中出现的大贤真,“大贤真备身都督（或内直备身都督）”是颇为独特的北齐禁卫军军官的鲜卑一汉组合式名号.为我们认识北朝后期历史发展、民族融合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

简介：河南淅川徐家岭M9墓出土的蘧子受鬲铭文自名之字当隶释为“”，“”从“圭”得声（指圭是盥的声符），应是“鬲”字异体或鬲的别称用字。

简介：在汉代和宋元墓葬启门图大行其道的时代,佛教艺术也引进了这种图像。北朝时期典型的启门图更多地表现为天宫图像,在隋代到盛唐期间沉寂下去,中晚唐时期再次重兴。宋元时期的佛教启门图多出现在丧葬语境之中,在经营位置、构图元素以及图像意涵等方面,都和墓葬启门图非常接近。除此之外,佛教艺术中还存在数量可观的非标准型启门图,大抵属于艺术工匠的独出心裁。

简介：山东古代碑刻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在全国存世数量最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书法艺术价值,是齐鲁文化的瑰宝。其中拓片技艺在体现和提升山东汉魏碑刻价值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旧拓中齐鲁先贤的题跋,同样是优秀齐鲁文化的体现。

简介：在瓷器上使用化妆土，三国时期首先在南方出现，目的是为了改善器表的粗糙，后期成为改进青瓷釉色的重要方法。而北方地区许多著名的窑场在最初生产白瓷时都采用了化妆土。晚唐到北宋初，始形成以定窑为代表的不施化妆土的精细白瓷，以及以磁州窑为代表的化妆白瓷。二者发展了富有自身特点的装饰。化妆白瓷成为制作日用瓷的主要方法，开创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装饰手法，特别强调了黑白反差，成为宋元时期瓷器中特点鲜明的装饰风格。明代以后，精细白瓷基苓都来自景德镇，北方窑址几乎全部生产化妆白瓷、宋代先后在北方和南方出现了在青瓷器的露胎部分施护胎釉的工艺，护胎釉成为化妆土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

简介：要想客观地完成对粉彩瓷技术史的分析，需要进行相应的测试分析并获得数据支撑。为此，通过景德镇早市购买和收集到的不同时期的粉彩瓷样品，采用美国EDAX公司生产的EagleⅢ型EDXRF测试分析其主次量化学组成，同时借助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各时期粉彩瓷化学组成的异同点。讨论结果验证了景德镇粉彩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而后逐渐衰落的考古学观点，并作出了清三代时期官窑与民窑粉彩配方存在差异，民国时期粉彩颜料发展在前朝基础上有所传承创新，以及早期粉彩中紫彩是由红彩和蓝、绿彩调配而成的推论。

简介：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教育功能列到了博物馆三大要务的首位,以＂藏品＂为核心的陈列展览便成为博物馆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进行陈列设计吸引更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成为各大博物馆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本文以丹麦摩斯盖得博物馆为例,阐述数字技术如何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合理利用,以期对中国博物馆的陈列设计提供借鉴。

简介：本文论证邓县出土南朝舞蹈画像砖上的胡人形象表现的是《荆楚岁时记》中戴胡头的驱傩人。胡头受流寓南朝荆楚地区的粟特人的影响。梁武帝及其近臣在都城建康创作＂上云乐歌舞伎＂采用其所熟悉的南朝荆楚地区的歌舞与风俗,此伎乐中的角色多以假面形式表现,其中老胡文康就来源于荆楚地区的胡头。该伎乐原本在宫廷元会上演出,稍后也作为佛教供养伎乐演出。支持此推论的文物证据有川博2号造像碑正面伎乐浮雕。它以实物证明,＂上云乐歌舞伎＂在萧梁时伴随着佛教,由都城建康传播到了成都等地区性中心城市。之后,百济人味摩之在长江下游地区学习此类假面戏弄,于公元612年传入日本,演变为佛寺内作为供养演出的日本《伎乐》。这些古代丝路上相关联的假面艺术具有胡、佛结合的共通性,体现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或可追溯至佛教自贵霜帝国治下的犍陀罗、中亚传入中国的两汉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