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司法鉴定救助已经在部分省市兴起多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前的社会需求。然而,不仅各地各行其是,而且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无形中消解了司法鉴定救助的制度功能。因此,国家进行统一的司法鉴定救助立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这要求首先需要明确司法鉴定救助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司法鉴定救助的实体层面与程序层面进行细致的制度设计。

简介：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及其同胞所共有的偏见,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确定支配人们所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因为法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故而不能认为它只包括教学教科书中的规则和定性。~①

简介：决策贯穿于教育行政的全过程,教育行政决策是教育行政执行的起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具有浓厚的官僚制特征:教育行政机构依据层级设置,专业化的技术官僚是决策的核心主体,决策效率相对较高。随之而来的是公众被排斥在决策之外、教育行政决策过分受制于政治因素、决策过程不透明等影响决策品质的问题。应围绕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等制度基础要素进行教育行政决策制度化。

简介：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是大陆法系以及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通行的一种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经历了从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立法规定来看,法院的职权调查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法制观念的变化。如何在确保法官中立和依职权调查证据中,架构合理的制度,通过比较和借鉴,应当明确法院是调查证据而非收集证据的主体,确立"调审分离"制度,严格规范证人出庭,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对工商企业的补贴由来已久,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国家对国企的补贴主要为了维持产品低价和弥补亏损。改革开放后,渐进式的改革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和某些行业的财政补贴长期存在,减轻了市场开放对国有经济产生的冲击,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和一定的经济管理权,担当了发展地区经济的重任,相继开展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以吸引投

简介：环境危险防御义务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主要类型之一，其要求国家公权力采取措施对环境危险因素加以干预和排除。为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在管制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外部效力”面向上，应强化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约束；在约束国家行为的“内部效力”面向上，司法权应对行政权保持必要之谦抑。排除环境危险、维护环境权益是当前中国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需要根据“外部效力／内部效力”的二元制度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

简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仅依靠现行司法技术是不够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首先运用案例索引技术寻找指导性案例,通过对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的案件基本属性进行对比,以判断二者是否具有相似性,如果具有相似性则将指导性案例中法律适用规则映射到待决案件中。而为了弥补类比推理的缺陷,还应采用区别技术对待决案件和指导性案例进行比较,排除不适格的指导性案例。

简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发布，其中明确了责任追究制度：“党组重大决策失误的，对参与决策的党组成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出现重大问题，追究有关党组成员责任。

简介：法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社会理想模式和状态,民国时期,这种追求法治的风潮进入了中国,后期的有识之士奉为至宝,大力提倡以法治国,依法行事,将中国建成法治国家,从而形成了浓浓的法治氛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行政审判制度吸纳了法治的精神内核,立法水平达到了较高境地。从而确保了当时行政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固化了民众对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简介：近年来,随着对程序的日益重视,程序性辩护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辩护形式,这种辩护通过质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程序违法,以达到影响诉讼进程及结局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不同,这种辩护针对的是程序问题,通过质疑程序来影响诉讼结局。它的出现,不但丰富了辩护的手段和内容,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辩护很难为法院所接受,面对着诸多的程序性辩护,法院要么简单粗暴的直接予以拒绝,要么完全置之不理。[1]而由于缺乏独立的程序性上诉机制,对于法院的这种态度,被告人和辩护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面面对着诸多的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有效

简介：双普选是未来香港政制发展的核心问题,近期,围绕着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之争议又是这一核心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于香港行政长官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发展的重大变化及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实施以来的争议,重点探讨了普选的国际标准问题、提名委员会提名方式以及门槛及改革方案。文章指出:香港选举在性质上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选举,其选举制度的发展要依据《香港基本法》及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遵循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原则,不存在具有国际标准的普选制度;香港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应当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依照一定程序产生,其前提条件是候选人必须满足"爱国爱港"者的要求,中央对香港行政长官具有实质任命权。

简介：传统儒家伦理一直致力于制度诉求，以求实现兴邦文礼的社会理想。孔孟开始为此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治理思想及“仁政”建议，荀子则进一步提出“礼制”主张，到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后，传统儒家伦理在我国历史上的社会治理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统儒家伦理的社会治理功用的实现，极大地得力于其制度化模式，昭示着“伦理道德的社会治理功用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助推”的道理。

简介：最高检《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检察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笔者认为，专业化是对检察官的知识保障，职业化是对检察官的身份保障，二者相互依存，必须同步推进。检察官养成制度是检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检察官养成制度就是关于检察官考试制度、遴选制度、培训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总和。

简介：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行政公益诉讼便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2014年年末,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把金沙县环保局告上法院则是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破冰"之举。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还存在着程序和制度上的诸多问题。所以,应当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审判管辖、诉讼请求、诉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制度,以使行政公益诉讼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简介：保荐制度自2004年在我国正式实施以来,对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效率、培育股票发行专业人才、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但其在我国实践中尚存诸多问题,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核准制背景与保荐制度的不相容。因此,注册制的改革为我国保荐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完善保荐准入机制,厘清相关主体责任,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方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保荐制度存在的问题。

简介：内部审计是寿险公司防范风险的“一堵墙”，是独立客观地监督和评价公司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是为公司改进经营管理和实现经营目标服务的，因而也是公司监督评价机制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寿险公司内部审计也存在着工作范围狭窄、独立性及客观性受限等问题。

简介：出口退税是我国为鼓励出口而采取的措施．本案并不存在没有真实货物出口而假冒出口的情形．出口方有权获得出口退税款。本案所涉外贸代理合同约定了出口退税款由外贸代理人支付给委托人的条款．该条款是当事人关于出口退税款再分配的约定．系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的有权处分，该合同不应因此被认定为为达到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这一非法目的而签订的合同．不应因此被认定无效。外贸代理人获得的出口退税款应当依约支付给委托人。

简介：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区分民事担保和商事担保,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下,一刀切地确定二者适用相同的构成要件与责任承担等内容。这不仅导致商事担保须履行繁琐、僵化的程式,不利于商事活动尤其是金融创新的开展,而且也过分加重了民事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增加交易成本、制造融资难度。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对动产担保交易的推进可知,商事担保体现出法律秩序与效益价值并重、从形式主义转向功能主义、担保责任更为严格以及全球化等特征。由此,我国应当承认商事担保的独立性,制定或调整相关法律规范,包括放松物权法定主义的审查、承认非典型担保的效力、区分连带保证责任的适用、承认流质与流抵押条款等,构建起符合我国商事实践的担保制度。

简介：2013年两岸开始设置各自的自由贸易区,相继制订了各具特色的自贸区条例,在各方高度重视下,上海和其他三个省（市）自贸区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相关条例和最新负面清单已付诸实施,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可以说,在自贸区制度建设和实际运作方面大陆已经走到了台湾地区前面,但在具体建设自贸区过程中,两岸仍可以相互借鉴各自立法的有益经验和长处,探索和破解两岸自贸区设置与条例实施中面临的问题,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和直接双向投资的步伐.

简介：吐蕃王朝时期的刑事法律制度与诉讼制度文化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国情和青藏高原这一藏民族本土的文化土壤之上,具有中华民族法制文明因时定制和与时俱进的历史价值,也受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民族传统和习惯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中外法律文化史上堪称独树一帜,是一份最为值得我们挖掘、扬弃、继承、珍视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