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
简介: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关系是一项以往受到忽视的重要学术议题。基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苏格兰启蒙哲学以崭新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关于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而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引导启蒙精神向社会物质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而言,苏格兰启蒙学派分别在历史观、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三个层面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与问题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深入挖掘苏格兰启蒙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承与分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与理论深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本质内涵,以及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重建劳动主体性与解放的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简介:价值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也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以价值的个体性代替共同性、一元性取代多元性;习近平的共同价值论则强调个性与共性、自身一元与世界多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种统一,各国倡导“共同价值”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满足共同需要、实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构成国家价值安全威胁。价值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立足共同价值,尊重不同价值体系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实现多元价值体系的和谐共存。维护国家价值安全并不仅是关心自身安全,也须在尊重价值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共同性,强调世界各国围绕共同利益以实现共同安全,遵循“彼此尊重,平等相交”“合作共赢,共生共荣”“共建共享,权责共担”的行动准则,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简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空间和正义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一方面,空间的概念不仅具有物理的和自然地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另一方面,正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在一定场域中得到体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兴起,西方一些学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的空间非正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也存在若干非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确立科学的空间正义观;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施行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空间正义.
简介:邓小平善于用辩证的方法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这是他的一大鲜明特点。'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判断价值的一个目标,但不能涵盖他判断事物价值的全部方法。邓小平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包括'价值目的'分析和'价值判断'方法两个层面,在宏观价值判断上,他坚持社会发展的'目的论'思考维度,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判断事物的价值,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作为判断事物价值的依据。在具体事物价值判断上,他坚持数量、质量、点面结合,正确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质量关系以及'点''面'关系。邓小平判断事物价值的特点是始终坚持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唯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邓小平价值判断方法的补充、丰富与突破。
简介:“正义”和“仁义”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子那里分别构成了优秀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被看作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应培养的与他人相关的总体德性或伦理德性整体.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两位哲学家都把城邦政治的首要功能限定于主要促进每一个体伦理德性的实现或发展以及优秀公民人格的培养,因为这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类存在者的本性和福祉.不过,在伦理德性的形成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主张要由伦理德性之公民的、政治的向度推进到人性向度、道德向度,孟子则更倾向于一种相反的培养程序.并且,二者虽然都为哲学家或者圣贤在正义城邦或仁义之治发展中的恰当角色提供了两种选项,即政治顾问和伦理教师,但是,真正支撑着这两种角色的深层理由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