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8、19世纪,作为整体符号体系的儒家世界开始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宇宙观逐渐动摇,并试图在作为他者的西方面前寻求一个相对化的自我定位。各路知识分子在亦敌亦友的西方参照下,整合国内分化的各种势力,加入到西方所建构的国家秩序与话语体系中来。建国以后,如何在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处理少数民族他者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基本确立了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建国以前的汉民族想象与建构是一种自我寻找与定义,而建国以后的汉民族书写却依赖于对少数民族他者的分类,进而体现主体汉民族的现代性与同质性。9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建构策略在"作为自我的他者"和"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双重影响下不断遭遇实践与理论困境。这一历史生成的学术困境——即将中国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格局的民族国家进行表述,还是将其作为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社会的体系进行书写——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事实与知识脉络中寻找出路。
简介:《心》因其丰富的内涵和艺术特色而在评论界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了文本中有关自我应当如何处理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他者伦理"问题。小说主人公先是由于自我对于他者性的褫夺欲而陷入伦理困境。为了解决这种困境,主人公做出的伦理选择带来了理性意志的回归,但其"自我"上升为"无我"之后,更进一步形成了与他者之间的阻隔和伦理悖论。主人公最终为"明治精神"殉死,这一行为实则包含深刻的时代伦理。夏目漱石通过对个人伦理悲剧的描绘,揭示了明治社会知识分子的伦理模型,隐含着漱石对于民族道德危机的深刻认知,也折射出他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该如何达到理想之境的省思。
简介:摘要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应该充当什么角色?这历来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不同的观点对于“译者的地位”方面却是不谋而合。如今,译者的角色这个问题被再一次重提,译者的文化调解者(Mediator)角色越来越被认可。本文试图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角度对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