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张祥龙以现象学方法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已构成当代儒学的一种新形态——现象学儒学。这一现象学儒学的核心是“亲亲现象学”,即对于亲子关系的现象学研究。“亲亲现象学”之首要特色是从时间性出发来阐明亲亲之爱的深层人性根据。时间性的思想是现象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亲子关系或亲亲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根本,因此,当张祥龙以现象学的时间性构成思想为视野重新阐发亲亲之爱时,他就从根本上与核心处实现了现象学与儒学的会通。由此,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就具有双重的思想史意义:一方面,它为现象学的中国化或汉语现象学的建立开辟了一条可能之路;另一方面,它也为传统儒学的当代转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但同时,究竟是“亲亲为大”还是“时间为大”,也将构成现象学儒学或亲亲现象学内部的可能张力。
简介:日常生活批判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总趋势总问题之一。亨利·列斐伏尔是此思想转向的重要推动者及其代表人物之一。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与众多的现象学家、生命哲学家以及存在主义者的学院派生活哲学研究有所不同,他始终坚持用辩证法研究批判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现实问题,这也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最重要原因。他在其漫长一生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日常生活的辩证批判视角。其前期基于一种总体性辩证法立场而提出了瞬间性日常生活革命想象,后期则明显站在消解总体性的立场上,而分别提出了差异性的都市生活空间生产辩证法与身体化的生活节奏分析哲学。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从总体性革命想象向差异性的空间—节奏分析之视角转换过程,一方面表明了西方激进左派所面临的现实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研究重大社会生活问题中的强大优势与持久生命力。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空间的生产与节奏分析三个视角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生活哲学研究中广为采纳与运用的理论方法模型。
简介:当代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价值系统却遭遇了迷惑乃至混乱。对于很多已经不同程度上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感觉到幸福?或者问得更直接一些:有了钱以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我们该有怎样的信仰?两百多年前(后世称之为"理性时代"),德国哲学家康德针对当时欧洲遭遇的信仰迷局予以了系统的哲学反思。重温康德关于幸福、道德和理性的论述,对于遭受类似精神危机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无疑是适切的而且及时的。就此,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采访了康德专家艾伦·伍德(AllenW.Wood)教授。伍德教授是欧美德国形上哲学和康德研究的一流学者。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是剑桥版《康德全集》的编辑和其中多卷英文版的译者。代表作包括《康德的道德宗教》(1970)、《康德的理性神学》(1978)、《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第2版)、《黑格尔伦理学思想》(1990)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2014)等。
简介: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2014年8月27日下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了“家训家风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作为上海市社联的合作研究项目,同时也是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和上海市妇联家训家风传承培育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研讨会、上海市妇联第十三届家庭文化节和第四届妇女文化周的重要活动,这一研讨会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家庭研究会、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上海市台湾研究会联合举办。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和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章念驰到会致辞。上海市文明办副主任宋慧、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刘琪与会。来自沪、台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8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晓禾主持。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
简介: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