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诸多学者通常把再犯罪风险评估与人身危险性理论相混淆,实质上两者在理论源流、评估对象和对象评估上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受强调风险评估与控制的新刑罚理论的影响,再犯罪风险评估理论与监禁刑改革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风险评估理论为监禁刑改革的目的转向与技术支撑提供了基础。以再犯罪风险评估为中心的监禁刑改革可以考虑包括改变减刑假释模式、建构科学的罪犯分类制度、建立现代监狱改造制度等具体路径的选择。

简介：手印与DNA都是可以直接用于人身认定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在犯罪现场勘查中,刑事技术人员通常无法同时获取手印和手印中DNA生物检材,如果先显现指纹就不能提取DNA,如果先提取DNA就破坏了指纹,因此兼顾手印与手印中DNA生物检材的提取是广大刑事技术人员的愿望,如果对现场手印进行显现提取后还可以提取到手印中的接触性DNA,将最大限度的开发与利用现场的手印,为案件提供更多的证据,从而形成牢固的证据链。

简介：2017年5月以来，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网络水军”全国集群战役，已破获“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案件40余起，涉案总金额上亿元，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查获并关停涉嫌非法炒作的网络账号5000余个，关闭违法违规网站上万个，涉及网上恶意炒作信息数千万条。

简介：伴随着网络社会而来的不仅仅是方便与快捷,还有屡禁不止的网络犯罪.为了对其进行遏制,《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修改并新增了许多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扩张了网络犯罪的主体与行为,新设了部分网络犯罪的罪名.然而刑九中有关网络犯罪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不完善、法益保护过于狭窄、刑罚配置失衡等方面.鉴此,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对网络犯罪进行规制.具体包括选择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完善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整合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网络犯罪的刑罚配置等.

简介：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对其共同犯罪认定主观上需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本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分别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简介：研究目标：在社区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当地警察的协助下,本研究评估了调解、帮教和群防群治这三个特殊犯罪预防措施对于当代中国城镇的影响。调解主要针对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帮教对违反轻罪或者刑满释放的人员提供看护以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群防群治,是在社区委员会的指导下,鼓励当地居民参与预防犯罪工作。研究方法：利用在天津收集的最新调查数据,通过多水平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研究了基于社区犯罪预防策略的实施情况,及社区犯罪对被调查社区居民家庭财产侵害的影响。研究结果：控制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变量范围的净值显示,调解、帮教、群防群治活动水平指标对被调查家庭财产受害情况呈现负面影响。结论：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证据,即传统的社区犯罪防控策略在当下中国仍是有意义的,但整体效能似乎与西方城市的实践有所不同。

简介：非法集资犯罪被害人在该类犯罪发生前、发生时及发生后分别存在着趋利暴富、愤怒恐惧及急躁不安、悲观厌世等不同特征的亚健康心理。这些心理容易造成被害人严重的感知、记忆、情绪情感方面的心理障碍并引发群体上访、违法犯罪、自杀轻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及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对被害人亚健康心理分别在案发前、发生时及发生后采取有针对性矫治措施,如案发前对潜在被害人举办心理疏导辅导、讲座,提供心理咨询、测试和矫治;案发时对来访被害人当面耐心疏导,对重点被害人＂一对一＂劝解;案发后积极追赃、挽回损失,并设置24小时咨询和疏导热线电话等,有效帮助被害人调整心态,重建康复心理。

简介：萨瑟兰认为与人交往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此观点也与当今青少年犯罪的团伙性密切相关。笔者以萨瑟兰不同交往理论为出发点,通过讨论不同交往理论与犯罪青少年预防的契合度以及对当代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启示,最后从引导青少年正确交往、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强化法制观念和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等方面探讨了不同交往理论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的启示。

简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而且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大的犯罪空间,产生了非接触性犯罪。大数据技术在侦破非接触性犯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大数据在非接触性犯罪侦查方面的应用存在着理解运用的偏差、共享机制不完善、大数据的非结构性和对个人信息权的冲击等方面的问题,应通过建立大数据侦查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改进大数据侦查技术,充分发挥大数据在非接触性犯罪侦查中的作用。

简介：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频发，已严重危及国家、地区安全。在境外势力的长期干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猖獗，多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并呈现出向全国扩展的趋势。但究其根源，西部地区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均为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因此，对我国西部地区（本文仅指甘、青、新、藏四省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视，以便更好地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进行防控和打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简介：当前四川省部分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多发态势,给四川省的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结合调研情况,从金钱、道德、地域环境等原因分析,四川省未成年人犯罪除具有一般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外,还有自身显著的地域特点及发展趋势。应以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为出发点,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社会防控体系和司法保护体系,健全家庭结构、营造和睦环境,优化校园环境、提升未成年人生存能力的对策。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对侦查程序和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现场勘查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使得公安机关在以审判活动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中非常被动,时常发生因为现场勘查工作上的瑕疵导致关键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情况。因此应构建以犯罪现场为中心的证据体系链条,探索侦勘一体化的工作机制。使得犯罪现场勘查工作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带来的挑战。

简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有效辩护的入口,拒绝辩护权则是其在辩护权受到辩护人侵害而重新选择信任的辩护人进行有效辩护的出口。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而不能过度进行限制。我国立法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权,但同时设置了＂次数限制＂和＂正当理由限制＂两个障碍,由此,列出以三个问题为导向来解决此障碍;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制度。

简介：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和严重犯罪,一些欧洲国家开始留存通讯网络数据作为侦查保障措施。马德里和伦敦的恐怖袭击让欧盟决定在欧洲层面建立数据留存体制。由于数据留存对公民隐私权造成严重侵犯,欧盟出台的《数据留存指令》一直遭受质疑,部分成员国的转换立法被国内法院裁定违宪而无效,指令也于2014年被欧盟法院宣告无效。但大多数成员国仍在继续修正和制定数据留存立法。欧盟委员会也权衡各方利益出台了新的通讯监管规定,仍然保留了基于国家安全、侦查执法等的数据留存机制。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新的权利保障规则,但欧盟法院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数据留存体制背后国家监控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制度发展沿革,这对我国网络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

简介：北方沿海地区是我国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等原因,该地区毒品犯罪始终处于高发态势。虽然当前禁毒工作卓有成效,构建起了坚固防线,但还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亟待解决:侦查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证据采集与固定不够到位、办案程序不够规范、情报机制建设不够与时俱进、联合作战机制不够贴近实战;审判与监督环节的难点包括“贩卖目的”等主观要件难以认定、特情案件量刑难以准确;预防涉毒重新犯罪的现实瓶颈包括出狱人保护制度法律缺失与机构空设、管控力量薄弱、就业安置率低、对涉毒犯罪人员的歧视还普遍存在。对此提出对策建议,形成全社会共同防控毒品犯罪合力。

简介：当前社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绝大多数与未成年人的家庭因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家庭教育方式的不适当,监护人文化素质偏低,家庭经济状况等都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良的家庭因素是导致未成年人向潜在的犯罪人转化的催化剂。因此,社会改善未成年人的不良家庭因素对于控制社会犯罪人数,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本文着重阐述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不良家庭环境类型,以及社会应该对其实施的介入措施,包括对家庭教育方式的改善,对亲子沟通的加强,倡导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提高未成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提高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文化素质等。

简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城市人民公社化两部分构成。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相较有其复杂性,而城市又有＂大、中、小＂之分和类型的殊异,这使得各城市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路径和内容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以历史档案为依据,对1960年代武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高潮及其衰落和武汉城市人民公社的规模、结构、弊端等进行初步考察,意在呈现一份＂大城市＂人民公社化样本,冀以推动城市人民公社化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简介：面对犯罪嫌疑人翻供,侦查人员在思想观念上,要充分认识到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行使辩护权的一种方式,既不能简单地认为翻供毫无根据,又不能片面强调翻供的可信性,而是要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以积极理性的心态来认识和看待翻供。在此基础上,侦查人员还要从厘清翻供机理、辨别翻供真伪,强化证据意识、客观全面收集证据,提高讯问水平、规范取证行为,根据案件性质、围绕细节讯问,加强工作衔接,防止串供、翻供等方面,结合案件客观证据材料,运用多种方法,预防和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

简介：司法实践中认定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存在一定的混乱,在认定受贿罪既遂上采用形式主义:第一,将形式既遂实质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既遂;第二,将实质既遂形式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未遂。亚洲国家及地区中关于受贿罪既遂的认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我国大陆地区为代表,规定收受贿赂才构成受贿罪(既遂);另一种以日本、我国台湾、澳门地区为代表,不区分既遂与未遂,仅向他人表达受贿的意图而尚未实际取得贿赂的,也构成受贿罪(既遂)。我国受贿罪中既遂的认定通说观点以实际收受财物为标准,不对收受贿赂与索贿作区分。所以在认定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应当视不同情况作区分审查,应以是否实质、有效控制银行卡存款作为判断受贿既遂的标准.

简介：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