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4年6月,格非《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在《作家》长篇小说夏季号首发,同年9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三年后,第二部《山河入梦》于2007年初由《作家》长篇小说春季号和作家出版社同时推出;2011年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在《作家》杂志长篇小说秋季号首发,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同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推出。2012年4月,在格非重新修订后,《江南三部曲》完整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28日,《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作家》杂志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杭州千岛湖共同举办了格非《江南三部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共同主持。研讨会得到了华东电网公司及华东电网千岛湖培训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华东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诗人赵首先出席研讨会并致辞。研讨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介绍了《春尽江南》和《江南三部曲》完整版的出版发行情况。与会者围绕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进行了整整一天的研讨,现将会议发言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就让我们从这样的一段话,开始我们思想探险的历程:一八四八年有着一种决定性的精神上的意义.从这一年起,人们所感觉,所思考和所写的与以前就大不相同了.这一年是划分开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的一条红色分界线,它开辟了一个时代.这是我们要加以纪念的年代,如同《圣经》上的禧年一样,为每个第五十年制定了一项古老的希伯来法律,在这一年要看到全国各地吹号,向全体居民宣布这一年为自由年.这一年,它那跳动迅速的脉搏,它那所有被遏制了的青春朝气,就如同《圣经》上那禧年一样,重新获得家园,赎回土地,'所有卖掉的一切要归还原主'.今天的年轻人依然能从这一年三月的日子里,从它十一月的日子汲取到经验.
简介: 一、科技情报所 重庆就这样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狭路相逢的尴尬、可笑而绝望的公共汽车,以及汽车里易于勃起的热情性器、红色的冲锋的迷宫,难以上青天的疯狂,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诗歌之针一刻不停,刺穿灰雾紧锁的窗户,直刺进我们的居室、办公室、脸或眼角.学田湾、大田湾、陈家湾、猪市坝、沙坪坝、李子坝、烈士墓、渣滓洞、杨家坪被逼进细窄滚烫的梯坎,在黑铁般陡峭的梯坎边上吐露恐怖壮丽的诗之长舌.……
简介: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菜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