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案件质量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线，如何健全案件质量监管体系，实现对案件的动态监督、过程控制和质量监控。以达到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是检察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从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内涵与设计原则定位出发，对现行制度及实现模式进行审视评析，寻求影响案件质量的制度症结，并以公诉环节的质量管理为视角，提出建构包括建构案件质量监督统筹主体、强化案件质量的预先控制和过程管理等内容的质量监督机制的整体框架。

简介：督促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早已引起法学界、司法界的关注。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希望借支付令督促债务人偿还债务,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但是,目前督促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能发挥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从督促程序的主要特征出发,结合督促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试着分析我国现行的支付令异议审查制度不适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原因,探讨完善支付令异议审查制度的途径。我们应在不违反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的情况下,在立法上对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的行为予以限制,既保护申请人的合法债权,又保障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异议权,从而充分体现督促程序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简介：本文将对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代表性人物梁治平教授的观点进行分析评判。众所周知,梁治平教授有关法律文化的观点在前后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此,我认为对梁治平的学术观点展开评判之前,有必要对梁治平的前后期学术观点进行梳理。

简介：【摘要】盗窃罪与侵占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财物的占有状态，盗窃罪中的财物属他人占有，而侵占罪中的财物属行为人自己占有。司法实践中，认定封缄物及其内容物的占有状态一直存有诸多争议，导致对窃取封缄物内容的行为的定性有分歧。本文通过对封缄物这一特殊物品的法律分析，探讨刑法上的占有问题，揭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并分析窃取封缄物内容的行为的定性。【关键词】封缄物占有非区别说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似乎是刑法学界的经典论题之一。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窃取的行为。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两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客观方面。台湾的林山田教授认为:“侵占罪及出于不法之[取得意图[zueigungsabsicht]，而侵占自己原已持有他人之物之财产罪，系所有财产罪中最具一般性之取得罪[zueigungdelikte]。本罪之行为人无须破坏他人对物之持有支配关系，亦即无须如盗窃之行为取得他人之持有物，方能构成本罪，此为侵占罪之特质。”由此可见，侵占罪是行为人变自己合法持有的财物为非法占有，而盗窃罪则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变为行为人非法占有。因此，区分一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关键就是要判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时，该财物究竟受谁的控制。[1]

简介：一、前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知识的传播速度、效率和广度，使教育资源跨越时空限制实现共同享用成为可能，国际上很多有识之士和机构开始致力于开发和发布各类开放教育资源以实现全球共享的理想，这一潮流被称为“开放教育

简介：《合同法》第97条的“恢复原状”属于返还上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具有债权效力。依据该条的“恢复原状”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所有权返还并无法律依据。解除后实物返还不能时的折价补偿，以及因返还产生的费用均属返还义务而非损害赔偿义务的内容。《合同法》第97条的“赔偿损失”并非因解除而生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场合，当事人可依据《合同法》第107条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除行使任意解除权外，当事人原则上只能依据《合同法》第42条的缔约过失责任规范来主张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另外，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可以并存。违约金请求权原则上不受合同解除的影响。

简介：“双肩挑”教师要实现管理与学术两不误，必须具备自我学习、实践反思、科学探究、自我监控、沟通协调、创新创造、科学决策、防腐拒变、洞察洞悉等九方面的基本能力。构建成长机制，推进“校局合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改革管理体制，是提升公安院校“双肩挑”教师能力的必要途径。

简介：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给高校心理咨询师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产生日益冲突的职业倦怠现象。心理契约理论对职业倦怠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心理契约角度探析高校心理咨询师职业倦怠的成因及调试，以便有效帮助心理咨询师缓解职业倦怠问题。

简介：在政府大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推动下，文化产业园建设成为各地追逐的目标，当前各地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但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呈现出趋同化特征，园区特色性缺乏。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从差异化竞争战略与规模效应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思路。

简介：西方国家经历了由专制政府向法治政府、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确立使得西方政府转变了自身在土地流转中的职能。我国政府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采取买进垄断与卖出垄断的双重垄断，政府既是土地交易的卖家，又是土地交易的买家，而农民却成为最大输家。这一现象源于政府对自身传统职能的守旧和职能定位的模糊。在农村土地征收中，政府职能应从经营创收向提供服务、从市场交易向市场监管转变，才能更大程度的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简介：在新制度主义看来，人民调解的复兴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强烈扩张冲动影响下所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为了获取人民调解组织在当下中国制度环境中的正当性。在此过程中人民调解不断改变组织结构以适应制度环境对正当性的定义，因此人民调解组织的结构就日益同构化。同时，由于不同位阶的制度环境型塑了多样的正当性需求，人民调解组织的行为和结构就势必会发生断藕。新制度主义为我们评析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简介：演绎作品的构成要件决定了它的双重属性：对已有作品的依赖性和相对于已有作品的独创性。而演绎作品的双重属性则决定了其权利的行使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创新部分享有独立的著作权;另一方面,当行使权利涉及到已有作品的表达元素时,必须获得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因此,当再次演绎所演绎的作品时,根据是否涉及到已有作品的独创表达元素,决定了授权条件是单一授权抑或是复合授权。

简介：随着学科分化的加剧,管理哲学学科能否确立的争论成为学界的一个焦点。由于人类思维和科学认识的连续性原因,管理哲学和管理学都面对管理现实,关涉管理实践,甚至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交叉之处。但是,管理哲学和管理学在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却存在着区别,这些区别决定了管理哲学在理论上能够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简介：现代行政法治不只是简单的规则之治,而且还应是彰显公民主体性的善治。针对当前的实践诘难,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应积极回应现代行政法治的善治品性,通过法治化改革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的良性协商、互动,从而发挥其制度理性。为此,有必要以凸显公民主体性,弘扬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为核心将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建构为彰显并强化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并以之为目标导向,推进我国行政信访组织制度与处理制度之法治化改革。

简介：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最基本的保障。近年来，伴随农地非农化，农民的权益不断受到侵蚀。在农地转用过程中会产生巨额土地增值收益，由于没有从产权制度上引入土地发展权，致使失地农民无权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不公平的土地收益分配，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应尽快考虑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制度中，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

简介：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增加，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从犯罪类型来看，暴力化趋势也很明显。对比韩国也是如此，但我国更为严重。其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加速，而心理发育、尤其是认知能力没有跟上；二是交际范围扩大。而交际环境、尤其是不良文化腐蚀加大；三是环境影响加深，而消极因素、尤其是暴力文化沉疴泛起；四是教育日益重视，但导向有误、尤其家庭教育偏废严重；五是人口流动加剧，城市化加速，但管理没有相应跟上。因此，要加大少年立法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要继续坚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原则，让全社会齐抓共管。

简介：在我国,公民意志的表达具有多种法律渠道,＂投诉合唱团＂是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投诉合唱是一种社会权利,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力意义。＂投诉合唱团＂拓展了民意表达的方式和渠道,为政府了解社会和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投诉合唱团＂在社会权力表达方面也存在局限性,有必要对投诉合唱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

简介：未成年人收容处遇与未成年人刑罚处遇的逐步分野归因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进发展，并以此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多元化格局的实证选择，但其社会防卫与社会责任的双重刑法视角又无疑构筑了看似足以影响其内在品格的向度悖论关系，进而引发对其本体架构的适用现实阻却。由此，着眼于关系论的立场与方法，探寻这种向度悖论关系的时代情势变迁，自然成为调和与破解现实阻却的思绪指引。未成年人收容处遇也正是在这种向度悖论关系的调整与变迁之中清晰自己的发展路径。

简介：德国基本法律与内部规定对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的不同规定给执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将警察的一般义务适用于卧底警察,忽视了卧底警察的特殊义务。在卧底警察只是违反一般义务的情况下,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即使符合普通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罪条件,宜应排除其可罚性。卧底警察只有在违反特殊义务且有能力履行而不予履行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具备可罚性。

简介：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新崛起的社会阶层中的重要阶层。由于新世纪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在西方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引起我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关注。公益责任是企业责任中的最高责任。虽然私营企业主近年来已经成为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但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主没有履行公益责任。私营企业主阶层应该承担与之能力相符合的社会责任以增进社会信任、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