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简介:战国中后期王道与霸道代表了当时既有的两种政治理念,而帝道理念的兴起,则是和黄老道家试图超越王霸之辨的考虑有关。他们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兼采王霸之道的相关主张,尝试建构一种新理念以顺应日趋统一的社会形势。关于帝道的合理性,黄老道家主要是从天道自然的层面进行论说,不同于儒家将王道的基础诉诸仁心,也不同于法家霸道基于功利实用的考虑。在治国方略上,王道观念重贤能轻法制,霸道学说崇法制抑贤能,而帝道理念则是主张贤能与法制二者并重、两相结合,希望通过法制立国与贤能治国这两个维度,共同保障帝道无为的实现。这种兼采王霸之所长的思路在后世政治中有一定的体现,“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与这一理念不乏暗合之处。
简介:《明夷》是问题较多的一卦。在传统易学的脉络下,前五爻与上六爻之间,存在着明臣与暗君的对举。《明夷》的主旨在于阐明君子处"明夷之世"行"明夷之道"。爻辞"明夷"二字的理解,是传统易学诠释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实,爻辞的"明夷"多是以明夷鸟比喻(或象征)君子。各爻的内容,分别与殷周之际的相关人物和史实对应。初爻指文王囚羑里的经过,二爻指文王脱羑里的过程,三爻指文王克崇杀崇侯虎,四爻指比干之死、微子之去,五爻指箕子之佯狂而为奴,上爻指纣王之昏聩以致陨落。春秋以后,"明夷鸟"的古义逐渐湮没不闻,造成了后世的诠释困境。儒家对《周易》"观其德义",使原本以史实叙事为主的卦爻辞,获得了系统的义理化阐释。《明夷》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经""传"之间的关系。
简介:在帛书《衷》篇中,孔子以"禅让"思想解说《乾》卦用九之辞,表现出对"禅让"肯定、赞成的态度。根据宣扬禅让的《唐虞之道》《子羔》和《容成氏》等文献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及公元前316年发生的燕王哙"禅让"悲剧,可以推断儒家赞成"禅让"的思想在战国中期盛行,至公元前316年左右陷入沉寂。《衷》篇既然记载孔子以"禅让"说解《易》,其当成书于儒家盛行、宣扬"禅让"说之时,而不会是质疑、反对的沉寂之时,由此可推断《衷》篇当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下限当在公元前316年左右。从《衷》篇另一部分材料的来源--《系辞》和《说卦》成书于战国早期看,其成书于战国中期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简介: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简介:庄学家们或将《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理解为庄子笔下象征最高精神境界的逍遥者形象,或将其理解为系列有待者中的一个阶梯,这些分歧的解决端赖于《逍遥游》各环节结构关系的理解和鲲鹏寓言在《逍遥游》中地位的界定。本文即由此争议出发,分析了种种分歧背后的根源,讨论了这种种理解的误区所在。文章进而提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文献理解方式,将鲲鹏寓言重新定位为《逍遥游》的引言,其意义在于兴发出“小大之辨”。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阅读《庄子》内七篇的义法:在注重获得庄子整体理解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各个不同语义层次文献的相对独立性。每一语义系统的意义应该首先在其系统内部推敲、寻求;任何来自此系统之外的意义要想安放到此系统的理解中,都必须和系统的语义无矛盾;一旦发生矛盾,首先应该作出调整的是来自系统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