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柏拉图将《法礼篇》喻为一部“至真的悲剧”，其用意深刻而幽微。从内在关系与历史语境考察，该用意可从诸多角度予以审视，其旨归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推崇法礼的实用价值和立法的理性精神，二是贬斥悲剧的情感作用及其表现主题，三是强调人性完善和向神生成的德行修为，四是摆脱希腊城邦的现实危机与终结宿命。

简介：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现的一大学术景观，就是“中”“西”“马”这三大思想学术传统的对话。时至今日，各方学者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且已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及其良性互动，既是社会合理分化和开放的表现，又是它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跨人现代性大门，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也将由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相互转化这一新的时代趋势，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高度地关联起来。为了顺应并实现这一客观要求，我们就要大力开发和调动各种思想学术资源，特别是促进“中”“西”“马”这三大学术传统的交流对话，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里要辨析和解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中”“西”“马”的对话何以可能？

简介：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和误读了。人们普遍地把这一理论仅仅当作一种抽象化纲目，而完全忽视了其内在具有的、本质重要的具体化承诺。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实质上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之诸阶段的若干概说；其二是一个必须贯彻始终的具体化承诺。前者是一些必要的抽象，后者是对具体对象开展出深入于现实本身的研究要求，是使这些抽象成为科学之“指引”的根本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两者在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中是内在关联、不可须臾相失的要件。

简介：汉末魏初，儒学德性我式微，才性说盛行，《人物志》集其大成。具有一定个体独立性和自由精神的才性我存在三个面向：轻视儒家规范而仍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但新道德并不明确，是不清晰的德性我；重视直觉洞鉴的智悟，但程序性逻辑推理阙如，是不彻底的认知我；将个体生命看作艺术的审美存在，但欠缺退而瞻远的超越意识，是不健全的情意我。材质自然主义凸显才性说之自我又使之不完满，魏晋个体之种种自主性据此伸展．

简介：方东美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旁通不仅是《周易》的根本原理，还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他在“学易者所以通其象，学易者所以通其辞”的基础上加上一点，即“学易者所以通其理”，而这个“理”就是“旁通”之理。通过对中、西、印不同文明的比较，他认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旁通统贯的机体主义思维模式与西方二分思维模式不同．这种思维方式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旁通的有机整体，从而避免了西方二分模式所带来的分裂。

简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演绎”和“图几法”感兴趣。康德在感性与知性的交接处，提出了“先验的想象力”来使两者的结合乃至两者本身得以可能。这种想象力能够构造出介于感性杂多与概念认定之间的“象”，而此类象中的大象就是原本的时间。出自此原时间的“图几”让概念能够与感性连接，从而在现象世界中实现出自己的知性客观性。

简介：

简介：2013年1月5—6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39个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学界专家学者代表近50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有三项议程：（1）做2012年工作总结和2013年工作计划报告。（2）研讨科技伦理课程建设问题。（3）商讨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报告撰写计划。

简介：8月2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刘贵芹、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耕等出席成立大会。本届“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任期为2013—2017年，主任委员由韩震教授担任，秘书长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江怡教授担任，委员会由来自全国部分高校的44位专家组成。

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

简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出场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周期性危机中探索创新之路的资本不断变换自己的主导形态，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重塑历史场景，造就新的资本拜物教，同时也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繁荣，实现推动历史的新的“伟大文明作用”。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就是资本创新的当代出场形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资本化、创利化的结果。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和以往一切资本功能一样，既有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有“另类牵引”的消极作用。

简介：天理概念是朱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历来研究对此多有论述和阐发。对诸如理与气、形上与形下等概念的梳理和诠释，使我们对朱子哲学的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路有了较为明确的理解。然而，天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对于什么是天理这个问题，却仍然没有给出足够说服力的回答。本文将以此为目标，通过对朱子相关论述的细致的哲学分析，以求对天理的内涵给出具体而明确的界说。

简介：清代的经筵讲论是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核的，是古代礼仪制度嘉礼的一种习礼活动，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御前讲席而被视为官方正学，是“术”而非“学”，从而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其实，经筵讲论本身具有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双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儒学与经学的一种外延和互补，所以官方正学也是一种学术的体现。它既是清代礼制文化政策的一个重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学术多变的主要动因。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不再存在，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选举机器。宏观意义上的阶级对立让位于微观上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不再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

简介：“新民”，是儒家思想中固有的观念。从《尚书》到程朱思想，“新民”被古圣先贤反复讨论和提倡。而在近代，“新民”被梁启超再次提出，并成为席卷社会的一股社会思潮。“新民”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使其跨越新旧不同的时代而愈倡愈新？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传统的“新民”之义与粱启超提出的“新民”之义的异同，从而去理解梁启超的“新民”在新时代的意义。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导语】“时间”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的问题，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飞矢不动”到近代莱布尼茨、康德哲学中的“时间”问题，无不代表着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传统哲学在认识论维度上通过对“时间”问题的研究进而探讨人之心智如何认识的问题。现代哲学批判传统哲学的“时间观”，对“时间”的讨论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时间”或是可以“直观”之“意识”，或是“人”存在之维度，或是“生命”之“流动”。2013年国内学界对“时间”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这里选取的几篇文章有助于我们管窥目前国内关于“时间”研究之现状。

简介：文化工业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自发地以科技改变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为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以英国创意经济为标志的新兴产业可作为文化与科技的整合阶段，因其自觉地对创意设计的创造性和人文性的重视，使文化成为主导，科技为人所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设计哲学用创造性和人文关怀重新对文化与科技加以整合，它的出场不仅给创意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还暗合了以“创造”为焦点的经济社会实践诉求的现代性转型，人本身能动性、创造性、艺术化生活追求以及对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强调文化和科技的整合而非融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