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骄阳似火的七月，我又一次来到了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人民法院。迎接我的，除了那似火炉一般的炙热天气和一场不期而遇的台风，

简介：法院文化是老话题，常提自然会常新。尽管对于文化的概念迄今为止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的共识，然而近20年的当代中国法院文化建设，仍然为我们积累了可观而且客观的法院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重要性，

简介：法院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积极培育和大力弘扬彰显时代精神的法院文化，是凝聚广大法院干警坚定“四个自信”，坚守法治信仰，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

简介：当前我国的刑事到案体系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行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法律条文的设计相对粗疏,存在许多的交叉和遗漏。而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出现了各种到案措施被违法使用、混用、错用和借用、自愿性到案措施被强制使用、非羁押性措施被赋予了羁押性等一系列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到案手段甚至沦为了专门的强制取供措施,而一些诉讼阶段也成了刑讯逼供的高发阶段。而上述乱象的形成不仅和法律规定本身的粗疏以及侦查机关侦破手段的不足相关,同时也与我国现行的临时性羁押措施权力配置中的内在性矛盾以及到案过程中侦查机关急于破案、注重口供的心理密不可分。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实现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有必要在侦查机关公权力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两方面,重构我国的刑事到案体系。

简介：不仅形式判断存在于构成要件阶段,实质判断亦存在于其中。若是把此种判断仅仅界定为形式判断,会严重弱化实行行为的功能,引发不必要的理论争论。

简介：WTO体系内的外部反措施系指一国针对另一国在WTO体系外的违法行为而在WTO体系内采取减损自身基于对方所承担的义务的措施,目的在于促使对方终止其不法行为。WTO体系内并无规制外部反措施的确切规范。而无论是WTO体系的＂自足性＂特性,还是＂默示放弃＂理论,抑或＂例外＂条款的效力,都不能作为排除外部反措施在WTO体系内可援用性的依据。无论是GATT时期的谈判资料,还是美国诉墨西哥＂软饮料案＂,都没有明确否定外部反措施在WTO内的可援用性。而GATT时期美国1978年《乌干达禁运法案》则直接提供了一个外部反措施得以援用的实际案例。对于类似于钓鱼岛渔船事件这样的他国严重国际不法行为,中国应重视外部反措施对于自身利益维护的积极意义。

简介：深入辨析“检察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全面细化检察监督体系的具体内容以及进一步明确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工作，对准确领会、贯彻落实第十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近代的簿计制度为前提的，它使得用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追逐利润的不断再生成为可能。秉承韦伯的这一分析，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瓶颈性问题在于：社会发展到已经需要用数目字来管理的规模时，文化却没有发育出能用数目字来管理的智慧和技术。近代法社会学从韦伯时代始，已经逐步达成一个共识：形式合理性的法实现了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可预期性，是法律走向现代化的形态。而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古代以道德代法律的治理模式阻碍了法律走向可计算、可预期的现代形态。

简介：邮轮运输突发事件应急体系是国家应急处理体系的一个特殊面相,考虑到突发事件的特性,战略部署上可以有所侧重。应急体制的变革上,除了政府与社会层面的责任外,市场、传播媒介等具备沟通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外部系统在邮轮运输突发事件中应该更受重视,这也是风险应对理念的嬗变使然。应急法制的建设上,顶层设计与具体操作之间存在的断层需要更重视多元主体参与的应急法制予以调整,以回应政府、应急市场、公众、乘客以及邮轮运输企业等多方利益诉求,这也是回应型行政视野下的法治期望。

简介：教唆犯的属性与一国的犯罪论体系一脉相承。教唆行为的法律本质是决定教唆犯属性的核心内容。教唆犯独立性体制下的教唆行为实行行为说与教唆犯从属性体制下的教唆行为共犯行为说都存在不可逾越的理论暗礁。教唆行为的非独立构成性否定了教唆行为的犯罪实行行为性,将教唆行为定义为共犯行为具有片面性,犯罪预备性是教唆行为的原则属性。由于教唆行为的法律本质是所教唆之罪的犯罪预备行为,德日刑法坚持教唆犯从属性理论与其不处罚无独立犯罪构成要件的预备行为之犯罪论体系一脉相承,而英美刑法主张教唆犯独立性与其根据教唆的后果不同而分别立法的犯罪论体系遥相呼应。我国非独立预备犯的立法模式、一元之共犯参与体系及独立教唆犯的立法规定决定了我国犯罪论及立法体系中的教唆犯具有独立性。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教唆犯独立性理论不仅体系完整,逻辑严密,而且避免了其他各说顾此失彼的缺陷,并维持了构成要件的定型作用。

简介：在中国刑法学日益体系化、精细化的时代,数额犯之数额的犯罪论体系定位问题,角度虽小但至关重要而学界又观点不一。数额之客观处罚条件说由于走向了使数额脱离主观认识、明显违背责任主义的极端,而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数额之构成要件要素说不能使作为舶来理论的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有效结合,对于解决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数额之可罚的违法性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为数额之体系定位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案,但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是：引鉴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藤木实质处理构成要件说为原则,在数额犯的情况下例外采取佐伯说形式看待构成要件的观点。如此,既以教义学方法为依托,对传统阶层体系及理论做出轻微调整、本土改造,又实现了以中国刑法具体规定为背景的教义学知识的重构,最终达到数额之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的逻辑自洽以及功能自足。

简介：我国工作时间基准体系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已运行20年并未有任何系统修订,难以有效应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长时间工作、无序加班等问题。为此,应当从市场化的劳动关系本质出发,厘清现有工时制度的内在矛盾,界定工作时间的概念内涵,确立工时法制的调整边界,以指导司法裁判。工时基准法制的立法完善应沿袭现有的标准工时规定,细化特殊工时的适用范围并强化保障手段,实现工作时间调整的法治化。

简介：农业补贴在德国国家补贴体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来源于农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的建设中所承载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功能等。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构建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推动社会责任的农业经济政策,农业经济政策的社会责任源于德国基本法本身对于社会国的界定以及国家宪法性责任。当然在构建具体的制度时,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从其总的政策制度来看,财政手段一直是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地区区域结构的重要手段。

简介：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和变动性三大属性。以此检视现有目的理论，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未能合理体现层次架构；第二，未能全面囊括多重要素；第三，未能及时顺应制度发展。刑事诉讼的目的体系应当涵盖直接目的、中间目的和最终目的三个层次。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刑事案件。在解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化国民、抚慰被害人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中间目的得以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方能达成。

简介：对于刑法必须进行体系解释,割裂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只会背离理论运用的完整性。如果将我国《刑法》关于预备犯、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进行体系性思考,单一制与区分制、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区分又显现出另一番图景:其一,如果实行预备犯的普遍处罚制,共犯从属性说、共犯独立性说、单一正犯体系之间无万丈鸿沟,罪之有无立场一致,只是犯罪形态可能有异——预备与未遂;其二,客观主义之下,于定罪量刑而言,单一制与区分制之共犯从属性并无二致;其三,采区分制(主要是共犯从属性说)之学者,无视预备犯与单一制的理论可以共通,指摘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论难以成立;其四,犯罪形态上,由于我国《刑法》未确立广义未遂之概念,单一制有效避免了'一个行为两种状态'的理论困境。在此基础上,如进一步结合超越国别之单一正犯体系的优势,不难发现,宣示共犯从属性之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与一元犯罪参与体系的立场无根本对立,而且后者的论理高度一致、科刑亦属相对合理。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有必要采用一元犯罪参与体系。

简介：近年来,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司法部的部署,大力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已基本建成;开通＂浙江公共法律服务网＂,初步形成实体平台和网络平台对接互通、有机融合的服务机制。

简介：我国确立了“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法律）根据”论断,并形成了刑事责任根据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但却“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面临罪责关系的虚无化、刑事责任动态研究薄弱、体系性认识混乱等现实困局,研究刑事责任动态归责成为必然.从刑事责任根据论到动态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理论突围是刑事责任范畴实现知识转型的必由之路,应以罪责关系为理论原点,遵循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并重,导入刑事一体化理念及方法,整合协调正当化事由的体系定位与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理论建构,突出正当化事由的归责意义与功能,建立由犯罪构成与正当化事由构成的刑事责任归责体系.

简介：中国古代的诉讼文化以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为中心，在这种总原则指引下，又产生维护秩序与贯彻伦理纲常的具体原则，这种价值取向对中国的诉讼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影响到古代传统法制的方方面面。

简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含义甚广，刑罚化是其突出特征之一。从法律的起源到法律的适用影响无一不体现出刑罚的因素。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无论是道德还是伦理亦或是社会中其他规则，加上国家强制力便成为法，国家强制力便是刑罚。因此，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便带上刑罚的色彩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生活观念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简介：我国当前的反腐工作除了应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之外,还要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官本位思想、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臣民观念、宗法人伦思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消极的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下反腐工作需要着重克服的文化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在破与立并举的基础上使廉政文化与制度建设协同发展以逐步实现反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