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的质证常常流于形式，失之于浅，困之于难。为破解该难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有专门知识人出庭制度。但并非所有案件均用到这些制度，而且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制度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剖析鉴定意见质证所面临的特殊性，也就是质证客体、质证主体、质证方法的特殊性。与普通意见相比，鉴定意见属于“二次生成的专业意见”。这就要求对鉴定意见采取“线性分段质证法”，即围绕“案件情况——检材——专业意见”这一线性过程展开质证。其中，普通人可胜任“案件情况”到“检材”的第一阶段质证任务，而“检材”到“专业意见”的第二阶段质证任务只能由专业同行才能胜任，为此，应实施鉴定人、有专门知识人同时出庭制度。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活动面向审判、服从审判，同时发挥审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的决定性作用。此项要求体现司法规律，有利于克服固有弊端，实现司法公正，但其受到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检察监督制度，以及政治性领导、监督和协调制度约束，从而被形塑为“技术型审判中心论”。可操作的改革包括控诉、审判和诉讼程序“三个面向”，即控方证明责任的有效履行、法院审判的严格把关，以及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的逻辑延伸，含法律适用的和程序监控的审判中心，要求确立法院司法解释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以及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落实“以审判为中心”，需采取必要工作措施，实现“三个面向”要求；逐步推进法律适用和程序监控的审判中心；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以务实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向刑事司法的“线型结构”发起冲击。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的热词，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要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图解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的对应关系，揭示“以审判为中心”内涵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增强庭审实质化背后的原因，以及侦查重心形成的深层结构原因，就以庭审为重心涉及的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不进行这些改革，以审判为中心难以持久和固化。

简介：税收正义是税收立法、执行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判定税制设计及运行是否合理与正当的价值基准抑或分析工具。＂营改增＂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实施以来既有显著成绩的取得,亦有诸如税负不公等有违税收正义之处,以税收正义审视和省思改革有助于保障改革的合理化与正当化。财税法治、国家治理与税收正义高度耦合,改革应以财税法治为保障,在国家治理模式下通过完善税率设计、税收比例和税收优惠措施来更好地寻求税制改革的正义径路,实现并保障税收的正义性。

简介：1935年民国刑法分论第二十一章第282条至第292条规定了杀人罪,其内容可概括为:第282条,杀人罪正犯;第283条,杀直系尊亲、旁系尊亲之罪;第284条,杀人罪当处死刑之客观情形;第285条,杀人罪当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主观情形;第286条,当场激愤杀人;第287条,母于生产或甫生产后杀其私生子;第288条,同谋杀人;第289条,同谋杀直系尊亲属或旁系尊亲属;第290条,教唆或帮助自杀;第291条,过失致人死亡;第292条,本章犯罪所褫夺公权。[1]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所涉杀人案件84件,其判决大抵都依照相关法条作成,其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简示。

简介：中国租界法制与中国租界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了百年时间。在这百年里,它发生过变迁,经历过三个阶段,即产生和初具规模、拓展和成熟、衰落和终结等阶段。引起中国租界法制变迁的主要原因,即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租界与废除租界法制的努力、满足租界自身发展的需求等。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还需关注与其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租界法制变迁对中国近代法制统一性的破坏、与中国国家主权的关联、对中国其它租界和华界法制的影响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才能对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有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简介：保险人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过度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倾向。其原因主要源于保险人强势地位、立法的倾斜保护和法官的扶弱心理,并由此引发了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严苛司法审查。但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出发,也应考虑投保人可能的道德风险,兼顾保险人的效率和公平。法院司法审查应严格遵循《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保险人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明晰免除责任条款适用的范围以及保险人举证责任,并通过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等制度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

简介：中国古代在吏治方面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局限性的影响，治理常常并不彻底，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以为，基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延续性，研究中国本土的吏治制度经验及其价值，对当今惩贪治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较为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在吏治领域的措施，特别是监察法治，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立足国情，以现代行政监察制度创新为中心，阐述了古代吏治经验的借鉴价值。

简介：民事恶意诉讼具有诉权行使的表面特征,但却隐含着非正当的目的追求。由于诉权是公民权利救济和启动国家司法权的中介,民事恶意诉讼司法规制的正当性需要从公民诉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平衡中加以探寻。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诚信原则为基础,以串通型恶意诉讼规制为中心,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辅助的规制恶意诉讼的制度体系,但恶意诉讼的界定、类型化以及审查程序等重要问题仍旧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针对现有制度之不足,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尚需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

简介：在实践中，仲裁裁决侵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形式多样，而现行法并不能为仲裁裁决案外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通过对比分析，在既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基础上，构建案外第三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较为可行。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该撤销之诉的适格当事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范围以及程序的选择适用等问题。

简介：《合同法》第97条后段中“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规定内容模糊。可比照功能类同的《合同法》第58条中“折价补偿”的规定对其进行体系解释。折价补偿的具体数额原则上应为合同约定的价额，例外时为客观价值。得利丧失抗辩在双务合同中的限制不宜采差额说或因果关系说。比较对待给付返还说与财产上决定说，后者既可彰显返还中意思自治、后果自担的真义，又可逻辑一致地解决实践问题，涤除不必要的例外，在理论贯通性和价值判断妥适性上均较对待给付返还说略高一筹，是更佳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可作为解释第97条后段中“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合理依据。

简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基本法上享有巨大而广泛的权力,而在香港的政制架构中,与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相比,终审法院地位相对独立和优越,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博弈有时就具体化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力博弈。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展现出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全方位进攻性防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上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在该案判词中都有提到,终审法院所要阐述的重心始终是基本法对这些权力的限制,甚至宣称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为此,其所使用的武器有三：基本法、联合声明、人权。其中,基本法既是盾牌又是紧箍圈,居于核心的地位。尽管终审法院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使得其说理逻辑有时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该案判词也存在些许说理性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并且招致诸多批评,但是终审法院的目的已然达到,经此一役,终审法院基本奠定了其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维护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