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肝性脑病心理学评分(PHES)子测试单独和联合检测对肝硬化患者轻微肝性脑病(MHE)的诊断价值，进而优化PHES。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由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门静脉高压联盟发起，参与单位来自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家医院，包括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连续纳入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门诊和住院无显性肝性脑病的肝硬化患者。所有患者均以相同顺序接受数字连接试验(NCT)-A、NCT-B、数字符号试验(DST)、轨迹描绘试验(LTT)、系列打点试验(SDT)共5项PHES子测试，并计算分值。以PHES总分<－4分作为诊断MHE的界值。比较MHE组与非MHE组子测试得分。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估PHES各子测试单独、2项联合、3项联合检测对MHE的诊断价值。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DeLong检验。结果共纳入581例肝硬化患者，457例诊断为MHE，MHE患病率为78.7%。MHE组NCT-A、NCT-B、SDT、LTT、DST测试结果分别为60.00 s(47.01 s, 88.00 s)、90.45 s(69.32 s, 125.35 s)、74.00 s(57.65 s, 96.60 s)、74.72分(60.00分，98.61分)和27.00分(20.00分，36.00分)，与非MHE组的34.00 s(29.15 s, 44.48 s)、50.00 s(40.98 s, 60.77 s)、50.00 s(41.07 s, 63.03 s)、46.23分(38.55分，59.42分)和42.00分(34.00分，50.75分)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12.37、12.98、9.83、11.56、10.66，均P<0.001)。PHES单项子测试NCT-B、NCT-A、LTT、DST和SDT诊断MHE的AUC(95%置信区间)分别为0.880(0.849~0.910)、0.862(0.828~0.896)、0.838(0.799~0.877)、0.812(0.772~0.851)和0.788(0.743~0.832)。子测试两两组合显著提高了对MHE的诊断效能，其中NCT-B+LTT诊断效能最优，AUC(95%置信区间)为0.924(0.902~0.947)，特异度为91.9%，灵敏度为79.2%，优于PHES单项子测试(NCT－A、NCT－B、SDT、LTT和DST)，且优于《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推荐的NCT-A+DST[AUC(95%置信区间)为0.879(0.847~0.9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78、3.83、5.57、5.51、5.38、2.93，均P<0.01)。将NCT-B+LTT与PHES 3项子测试联合对比，仅有NCT-B+LTT+SDT[(AUC(95%置信区间)为0.936(0.916~0.956)]诊断效能优于NCT-B+LT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2，P＝0.020)。结论综合PHES各项子测试及其组合的诊断效能和可执行性，推荐使用NCT-B+LTT组合用于诊断MHE。

简介：摘要由于健康受试者在临床试验中通常无预期的直接临床获益，因此结合其群体特征，在试验各个环节充分评估风险和开展安全性监测尤为重要。健康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的风险点存在于试验药物、临床试验设计和试验执行过程等方面，应通过落实药物警戒新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临床试验结果的透明度，以及开展相关的风险管理研究，更好地保障健康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简介：摘要如何提高适应性设计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质量成为目前的关注热点。使用适应性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规范（adaptive designs CONSORT Extension，ACE）在CONSORT 2010声明基础上进行了针对适应性设计随机对照试验的拓展，为规范适应性设计随机对照试验报告提供了指导。本文将重点对ACE拓展和新增的条目进行解读，同时结合实例说明ACE条目清单在实际中的应用。

简介：摘要本文介绍了诊断试验准确性比较研究的偏倚评估工具（QUADAS-C）的主要内容，阐述了QUADAS-C与QUADAS-2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介绍了如何将QUADAS-C与QUADAS-2结合使用及如何呈现评价结果。QUADAS-C在QUADAS-2的基础上，共扩展14个标志性问题，形成4个关键领域（病例选择、待评价试验、金标准、病例流程和待评价试验与金标准之间的时间间隔）。与QUADAS-2不同的是，QUADAS-C各领域第一个标志性问题的回答均需结合QUADAS-2的评价结果；此外，QUADAS-C仅评价原始研究的偏倚风险而不包含适用性评价。完成QUADAS-C评价最终得出原始研究每个领域偏倚风险为“低”“高”或“不清楚”的结果。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前列腺癌药物临床试验老年受试者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方法从试验设计层面上，查询药物临床试验登记和信息公示平台上公示的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针对以老年患者为主的前列腺癌药物临床试验对受试者年龄的规定；从实际入组层面上，收集某医院自2010年1月至2022年6月立项并完成受试者入组的前列腺癌药物临床试验，已出具总结报告的多中心试验采集全部中心的受试者年龄信息，未出具总结报告的或单中心试验采集本中心受试者年龄数据与中国肿瘤登记系统中前列腺癌平均发病年龄、分年龄段发病率进行比较，比较二者是否一致。结果绝大多数(72.1%、44/61)临床试验在方案设计层面上未设置年龄上限，Ⅲ期、Ⅳ期试验均未在方案中设置入组受试者年龄上限。从实际入组层面，本研究共纳入19项药物临床试验，1 402例受试者，受试者年龄60~93(67.1±8.6)岁，与全国及北京市前列腺癌发病平均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入组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60~64岁(34.2%、479/1 402)、≥75岁最少(21.5%、301/1 402)，年龄分布与2017年中国前列腺癌高发年龄段≥75岁(421.77/10万)不同。结论前列腺癌药物临床试验在设计方面涵盖全年龄段老年患者，但实际入组的老年受试者样本代表性不足，在保护受试者安全的前提下，与前列腺癌平均发病年龄、分年龄段发病率相匹配的受试人群应该逐步提升。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仿制与原研瑞戈非尼片的安全性。方法空腹状态下单剂给药的健康男性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空腹试验）和低脂餐后状态下单剂给药的健康男性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餐后试验）均为单中心、随机、开放、2周期、自身交叉设计的Ⅰ期临床试验。受试制剂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瑞戈非尼片，参比制剂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的瑞戈非尼片。2项试验中男性健康受试者均随机分为2组，每组均服药2个周期，但服用受试制剂（T）和参比制剂（R）的顺序不同，分别为T-R和R-T组。受试者分别在试验第1、13天空腹或低脂餐后服用受试或参比制剂1片（40 mg）。服药后定期行生命体征、心电图、全身体检和血尿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等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的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结果空腹试验纳入受试者64例，T-R组和R-T组各32例，受试和参比制剂各获得61和57例受试者的安全性数据；餐后试验纳入受试者76例，T-R组和R-T组各38例，受试和参比制剂各获得74例受试者的安全性数据。空腹试验和餐后试验中，服用受试制剂者AE发生率与服用参比制剂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1.0%（25/61）比31.6%（18/57），χ2=1.125，P=0.289；56.8%（42/74）比45.9%（34/74），χ2=0.183，P=0.188]。2项试验中共发生230例次AE，其中1级228例次（99.1%，受试制剂131例次，参比制剂97例次），2级2例次（0.9%，受试制剂、参比制剂各1例次），无≥3级AE发生。2项试验中AE表现类型一致，最为常见者均为心动过缓，其次为心电图QT间期延长。心电图异常均为例行检查时发现，受试者无明显临床症状。结论仿制与原研瑞戈非尼片在空腹和餐后状态下单剂服用后的安全性一致。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和评价定量粪便免疫化学试验(FIT)在无症状健康体检人群结直肠癌伺机性筛查中的应用情况。方法选择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常规体检并行定量FIT结直肠癌伺机性筛查的53 319例体检者，其中定量FIT阳性并完成结肠镜检查者纳入定量FIT阳性组，定量FIT阴性并完成结肠镜检查者纳入定量FIT阴性组。分析定量FIT参与率、阳性率。以结肠镜和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包括无明显异常，非息肉性病变，息肉样病变[增生性和(或)炎症性息肉、非进展期腺瘤、进展期腺瘤]，以及结直肠癌，分析定量FIT阳性与阴性组的各类病变检出率，受检者的定量FIT测定值，以及定量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定量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筛查效能。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共完成定量FIT检测51 420例，总参与率为96.44%(51 420/53 319)，定量FIT阳性2 483例(4.83%)。定量FIT阳性人群结肠镜参与率为26.22%(651/2 483)，其中540例被纳入定量FIT阳性组；定量FIT阴性人群结肠镜参与率为1.18%(576/48 937)，其中523例被纳入定量FIT阴性组。定量FIT阳性组的结直肠癌、进展期腺瘤检出率均高于定量FIT阴性组[3.9%(21/540)比0(0/523)、16.1%(87/540)比3.3%(17/52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χ2＝49.79，均P<0.001)。定量FIT测定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结直肠癌、进展期腺瘤、非息肉性病变、非进展期腺瘤、无明显异常、增生性和(或)炎症性息肉[分别为1 052.0 ng/mL(390.5 ng/mL，3 058.0 ng/mL)、294.5 ng/mL(116.8 ng/mL，951.8 ng/mL)、131.5 ng/mL(10.5 ng/mL，327.3 ng/mL)、97.0 ng/mL(11.0 ng/mL，238.0 ng/mL)、20.0 ng/mL(0.0 ng/mL，175.3 ng/mL)、14.0 ng/mL(0.0 ng/mL，171.0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20.53，P<0.001)。定量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灵敏度[95%置信区间(95%CI)]分别为100.0%(80.8%~100.0%)和83.6%(74.8%~89.9%)，阴性预测值(95%CI)分别为100.0%(99.1%~100.0%)和96.7%(94.7%~98.0%)。ROC分析显示，定量FIT筛查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AUC(95%CI)分别为0.874(0.820~0.928)和0.723(0.675~0.770)。结论本研究定量FIT参与率高，定量FIT阳性的高危人群中有更多的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患者，且定量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因此，对于健康体检人群结直肠癌筛查应提倡定量FIT阳性-结肠镜序贯筛查，该方法也可能适用于我国大规模人群的结直肠癌筛查。

简介：摘要近年来以基因治疗为代表的新兴精准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遗传性视网膜疾病（IRD）等过去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罕见致盲性眼病带来了治疗的希望。虽然过去十年内IRD相关药物临床试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但由于IRD存在基因及临床表型高度异质性，同时流行病学及疾病自然病程等研究有限，多数患者就诊时视觉功能损伤严重，传统视觉功能评价指标难以在上述研究中应用，导致此类临床试验缺乏公认的视觉功能评估及研究终点指标及评价方法，这对研究设计、有效性评价和临床实践应用等方面提出了重大挑战。目前针对IRD药物临床试验安全性及视觉功能等疗效终点指标及评价方法尚未形成系统的规范化指导意见。因此，为了规范和统一IRD临床试验有效性评价及终点指标选择，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以及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我国IRD药物临床试验疗效终点及评价指标的共识性推荐意见，供临床医师在临床研究和实践中参考应用，旨在促进我国IRD临床试验及自然病程研究设计水平的提高和有效地评估疾病进展及干预疗效。相信随着医学科学和临床试验发展，相关内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Matas试验联合血管内介入治疗对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患者的疗效。方法选取本科自2012年8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144名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患者进行回顾性病例研究。统计临床症状、手术前后的眼压、视力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复发的因素。结果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患者以眼球突出、球结膜充血和颅鸣为主要症状。术后眼压(11.13±2.97) mmHg、术后视力(0.69±0.36)，与术前眼压(22.37±6.64) mmHg、术前视力(0.47±0.25)相比，均P<0.05。术后眼压是提示患者3个月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OR=0.357, 95%CI 0.135~0.944, P=0.037)，复发率为10.42%。结论Matas试验联合血管内介入治疗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能有效降低眼压，改善视力，疗效确切，是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

简介：无

简介：无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老年患者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VCF)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PKP)和椎体成形术(PVP)两种手术方式的效果。方法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在北京医院骨科就诊的60~80岁老年OVCF患者，椎体前缘高度丢失大于1/3且同意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共58例，随机分为PKP组和PVP组，两组互为对照。术后随访观察两组患者术前、术后1 d、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术后12个月的视觉模拟疼痛(VAS)评分、生活质量量表(SF-36)评分、骨折椎体前缘高度、骨水泥渗漏情况、再骨折情况和高值耗材花费情况。结果PKP组和PVP组术后各时间点VAS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F＝115.380、175.010，均P<0.001)，两组比较PKP组术后6个月的VAS评分低于PVP组(t＝2.219、P＝0.031)，其他时间点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KP和PVP组患者手术后1 d开始椎体前缘高度较术前明显恢复(F＝43.020、51.010，均P<0.001)。PKP和PVP组内后一时间点的SF-36评分较前一时间点均有提高，术后1个月较术前、术后3个月较术后1个月的提升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PKP组患者骨水泥渗漏率为37.0%(10/27)、PVP组为25.0%(7/28)，两组渗漏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30、P＝0.391)。PKP组再骨折率为3.7%(1/27)、PVP组为7.1%(2/28)，两组再骨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0、P＝1.000)。PKP组患者单节段骨折高值耗材花费为46 490元，PVP组患者单节段骨折高值耗材花费为36 700元，PKP组花费明显高于PVP组。结论PKP和PVP治疗OVCF在镇痛、恢复椎体高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均有良好效果，PKP在镇痛方面效果略优于PVP组，PVP组在卫生经济学方面更有优势。

简介：无

简介：无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在肺静脉隔离的基础上，对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采用高功率短时程的消融方法进行上腔静脉隔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该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连续纳入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因阵发性房颤行射频消融术的患者180例，对其中上腔静脉内伴有触发电位且肌袖长度≥3 cm者行上腔静脉隔离，最终纳入符合条件者60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入选患者分入高功率组和常规功率组，每组30例。有效性观察指标包括消融点数、隔离时间、消融时间，安全性观察指标包括消融过程中发生的爆裂声（POP）、心脏压塞、膈神经损伤、窦房结损伤、全因死亡。结果高功率组消融14（13，15）个点后达到了上腔静脉隔离，少于常规功率组的20（18，22）个点（P<0.001）。高功率组上腔静脉隔离时间为8（7，9）min，短于常规功率组的17（14，20）min（P<0.001）。高功率组消融放电时间为78.0（71.1，80.0）s，短于常规功率组的200.0（167.5，212.5）s（P<0.001）。高功率组阻抗下降20.00（18.75，21.00）Ω（阻抗下降百分比为15%），较常规功率组的12.00（11.75，13.25）Ω（阻抗下降百分比为12%）下降更为明显（P<0.001）。高功率组1例（3.3%）患者发生POP，常规功率组3例（10.0%），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均未发生心脏压塞、膈神经损伤、窦房结损伤和死亡。结论采用高功率短时程的消融方法对于阵发性房颤患者进行上腔静脉隔离安全、有效。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仿制贝伐珠单抗注射液WBP264与原研贝伐珠单抗注射液Avastin®在健康男性志愿者单次静脉给药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方法研究设计为随机、双盲、单剂量、平行、对照的Ⅰ期临床试验。将公开招募的健康男性受试者随机分入试验组（静脉输注WBP264）与对照组（静脉输注Avastin®），给药剂量为3 mg/kg。给药前30 min内、给药开始后45 min、给药结束即刻、给药后2.5、3.5、5.5、9.5、13.5、24、48 h和第5、8、15、22、29、36、43、57、71、85和99天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药浓度，绘制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及其半对数图，计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包括从0时至最后一个浓度可准确测定的样品采集时间t的AUC（AUC0-t）和从0时至无限时间（∞）的AUC（AUC0-∞）]、血药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血浆消除半衰期、清除率和表观分布容积等药代动力学参数。试验组与对照组AUC0-t、AUC0-∞和Cmax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CI）介于0.80~1.25，表明WBP264与Avastin®药代动力学相似。在给药观察期间及每次采血随访时，对受试者进行体格、生命体征、心电图、实验室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以及AE与试验药物相关性评价。给药前和给药后第8、15、29、43、71和99天进行抗药抗体及其中和抗体检测，评估药物的免疫原性。结果纳入试验的受试者为78例，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9例。试验组有2例退出试验（未给药和给药后因个人原因退出各1例），安全性分析集77例，药代动力学分析集76例。2组受试者年龄、身高、体重和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贝伐珠单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变化趋势相似，AUC0-t、AUC0-∞、Cmax的几何均值比值（90%CI）分别为1.04（0.98~1.10）、1.03（0.98~1.10）、1.09（1.03~1.14）。试验组与对照组受试者总体AE发生率[89.5%（34/38）比87.2%（34/39）]、与试验药物可能相关AE发生率[86.8%（33/38）比79.5%（31/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E严重程度仅试验组有1例为3级且经评估与药物无关，余为1~2级，以1级占绝大多数。试验组和对照组抗药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5%（4/38）比10.3%（4/39），P>0.05）。抗药抗体阳性者中和抗体检测均为阴性。结论WBP264与Avastin®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相似。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临床试验启动前各环节审批耗费时间情况，探讨临床试验启动效率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医院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启动的药物临床试验启动前各环节审批耗费时间，比较不同情况的药物临床试验合同签署时间和启动时间。结果医院自2020年至2021年6月启动的药物临床试验合同签署中位时间为19(11~26)天，从立项审批通过到召开启动会中位耗时235(175~317)天。不同的试验分期、不同申办方发起、不同药物类型、医院是否为组长单位的临床试验间合同签署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Ⅲ期药物试验相对于其他期别的试验启动前耗费时间最长，国外制药企业发起的临床试验相对于国内制药企业发起的试验启动时间的中位数为136天(P<0.05)。结论临床试验机构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将合同审批及伦理审查前置，鼓励申办方使用本院模板文件；各专业设置GCP联系人，统一负责临床试验相关事宜；申办方提高内部流转沟通效率，尽快根据中心要求递交审查资料，双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反馈机制，有利于缩短临床试验启动时间，提高启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