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20日刊登记者肖洁的报道指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近日表示,"未来的信息世界是‘三分技术,七分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虽然大数据的前景灿烂,但在陈鲸看来,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复杂和艰巨。首先是数据的异构性和不完备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采集的数据85%以上是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因此不能用已有的简单数据结构来描述。而传统关系数据库又无法高效处理这些复杂数据结构表示的数据。数据的不完备性主要是指所获取的大数据常常包含一些不完整信息和错误数据。其次是大数据处理的时效性。陈鲸表示,一般数据样本量越
简介: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问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成为协调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成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主要设计者。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
简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也非一日之功。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严峻性看,近年来,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这比“独狼式”腐败危害要大得多。有的地方和系统案件频发,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个案件牵出一窝人。有的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雅贿”问题也十分严重,有人家里查出来违纪违法获得的字画、古玩、玉器、瓷器等,不是以十、以百计的,而是以千、以几千计的,达到了天文数字。一些腐败分子贪婪之极,涉案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都是罕见的,简直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案值动辄千万、上亿,甚至十几亿、几十亿,令人震惊、令人发指。“小官大贪”问题十分突出。
简介:因试点性改革与试错性试验的制度变迁方式是促成现代化制度形成的理想路径之一,又因制度的全新性与陌生性加大了直接立法的难度,这迫使相关主体选择借由试点改革寻求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建章立制的道路。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的试点改革实践推动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入法,立法后新一轮的试点改革又逐渐促进制度基于实践检验途径的优化。羁押必要性审查试点改革从主体、范围、程序、期限、方式、救济等维度全方位铺开。试点过程围绕可行性、最佳性及制度设计方案形成了激烈论争。整体上,试点实践效果明显、试点创新值得肯定、全局优化景象值得鼓励,且"入法"也显示了试点改革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试点时空跨度有限、改革力度欠缺、制度化程度不足等局限。"新法研究热"强化着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反思,"新法实施欲"又推动着新一轮试点改革;不过,"一羁到底"的状况并未因此得以根本扭转,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发展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最终脱离检察机关控制的轨道而走向中立的司法审查道路,以真正展示制度的魅力。
简介:目的探讨脑损伤死亡的发生规律及法医病理学特点。方法对同济医学院法医学鉴定中心2002—2011年240例颅脑损伤死亡案例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240例颅脑损伤死者,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40~50岁年龄段死亡率最高,致伤方式以钝器打击、交通事故、高坠最常见;农民和工人是高发人群;秋季死亡率最高;出血类型以蛛网膜下腔出血最为常见;原发性颅脑损伤168例(70%),继发性脑干损伤死亡23例(9.58%),并发症49例(20.42%)。结论颅脑损伤的发生,在年龄、性别、职业及法医病理学特点等方面存在内在规律,法医工作者应根据全面系统的病理学检验、临床资料及内在规律对死亡原因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结论。
简介:近年来,随着对程序的日益重视,程序性辩护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辩护形式,这种辩护通过质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程序违法,以达到影响诉讼进程及结局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不同,这种辩护针对的是程序问题,通过质疑程序来影响诉讼结局。它的出现,不但丰富了辩护的手段和内容,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辩护很难为法院所接受,面对着诸多的程序性辩护,法院要么简单粗暴的直接予以拒绝,要么完全置之不理。[1]而由于缺乏独立的程序性上诉机制,对于法院的这种态度,被告人和辩护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面面对着诸多的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