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启蒙精神的对话,至今仍是思想界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特别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站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既要探索启蒙本身历久弥新的价值,又要尝试回答这种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何在。这里选编的一组文章,分别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构成、中西“理性”观比较、启蒙精神与中国现代化,以及启蒙传统的现代价值等方面展开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开了“启蒙”的神秘面纱,阐述了启蒙精神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启蒙精神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启发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正如启蒙是一项未竞的事业,关于启蒙的研究同样未完待续。
简介:诺瓦利斯在《费希特研究》中系统地梳理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在接受自由“自我”概念的同时,他质疑“本原行动”的原初性,强调“感情”和“想象力”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自我(或自身)概念提供了考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理路,提供了浪漫主义对启蒙的接受与批判的根由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浪漫主义批评启蒙理性中隐含的暴力因素,以及工具理性对世界的合理化祛魅,对人的感情和想象力的销蚀。但是浪漫主义并不是反理性的,他们与批判和反思启蒙者一样强调启蒙主体间的对话性,视自由为使命,试图通过内在自治的教育(Bildung)达到真正的启蒙。从而论证,有关浪漫主义反理性、反个人主义、是保守主义和极权代言者的说法是草率而错误的。
简介:我们从不否认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启蒙之后的世界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启蒙运动中所蕴含价值观念的局限。其内在根源在于:其一,启蒙精神自身蕴含着欧洲文明危机的种子,在今天已经展现出来。其二,“时空压缩”与“网络社会”的出现,造就了超越地域与国家限制的金球化经济。因此,以现代的观念与原则去面对全球化问题,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滞后。实际上,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新文明”已经开始萌芽。对此,马克思指出,这将是在经济社会形态终结之后,有别于技术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进一步说明,新文明应以“互存共生为原则,构建以人、自然、技术、文化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另一种全球化。
简介:当代物理学把库仑定律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石之一。18世纪80年代,作为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的库仑用他的扭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为一条自然科学定律提供了经验证据。其后,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但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据来证明这条平方反比律。为什么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这个实验可以作为证据?在对该事件证据语境的进一步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在证据概念和有能力提供证据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历史关联。在为需证明的事实提供必要的证据语境方面,库仑在其实验中用到的扭秤装置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实验工具起到了一种传导宏观的法国启蒙理性文化的作用。
简介:在维尔默的思想体系中,政治伦理学处于核心地位,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作出了重要贡献。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前提,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进行重建,并构建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而对启蒙辩证法进行重新诠释,则是对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进行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维尔默的视闽里,启蒙辩证法作为启蒙理性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的融合,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知识论批判与唯物主义批判的交织,它最终变成了阴郁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启蒙辩证法就从工具理性批判到“工具理性的他者”。当然,要想真正理解“启蒙辩证法”,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启蒙是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启蒙的原因何在?如何定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维尔默站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立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启蒙辩证法》,而且为其政治伦理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阈。
简介: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