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徐松撰著的《唐两京城坊考》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该书纂辑史料丰富,考订精审,详细记述了唐两京(长安、洛阳)的城池规模、宫殿布局、坊宅寺观、风土人情及水陆交通等。自出版后,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说它是'关于唐代长安与洛阳的资料具有绝对权威而集大成的书籍'(《长安与洛阳》)。因而是研究唐代两京的必备参考书。近世以来,大量的唐人墓志出土,志文中不少的唐代坊宅为《唐两京城坊考》所未著录,将这些资料集中整理,以便于对两京的建筑布局讲行更深入细致的考察,自有其重要意义,平冈武夫先生曾说:'假若就每个坊,把在
简介:乾隆诗坛前期盟主是沈德潜,故孙原湘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诗专尚格律。'[1]沈成为格调派的领袖。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其先世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明初移居江南长洲(今苏州),乃占籍长洲。因家境贫寒,一方面靠授馆为生,一方面积极走科举之路。历经四十余年坎坷,直至乾隆四年(1739)才成进士,改庶吉士,时已'年六十七矣'。三年后散馆授编修。乾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出御制诗命赓和,深得乾隆赏识。此后连连升迁,74岁时授内阁学士,次年授礼部侍郎,入上书房辅导诸皇子。'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沈德潜
简介:北宋著名地方志《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朱长文,自元丰至绍圣间,以其道德、学术闻名遐迩。在他生活的时期,南方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地方性家族实力迅速扩展;思想学术范畴内,以经学、道德为本的新儒家崛起;政治领域中,既有变革派、保守派的纷争,又有不同派系的倾轧。考虑到上述背景,并非显赫的朱长文自有其代表意义:他并不属于大姓世家,但其家族在地方上却有一定影响;他曾求学、任教于京师,交游广泛,而其活动重心与影响所及却主要在苏州;他潜心钻研并致力于传授经学,却不被他的朋友程颐及学生胡安国等人视为'醇儒';他活动于党争激烈的北宋中期,对地方事务积极介入而超然于中央政争之外,从而与不同派系的头面人物保持着良好关系。正是这些长期活跃在地方、具有深厚根基的中下层士人,成为北宋中期社会的稳定力量。
简介:序 言几年前,我提交过一篇关于讹答剌的论文,其中,我证明了1218年的讹答剌事件是世界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①。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我引用了不少历史事实来证明我的看法,即这个事件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和欧亚大陆的历史,特别是俄国的历史。毕拉教授70寿辰的美好时刻或许为我提供了一个通过简要描述其他西方作者如何对待讹答剌事件的情形,进而以某种历史编纂学的观点,重新阐述我的理由的机会②。人们对于讹答剌的说法就确定撰写一部专论讹答剌事件的独特学术著作来说,我尚未获得成功。但是,正如本文将表明的那样,讹答剌事件不仅令人吃惊地被人们所忽略掉,而且还是普遍受到蒙古学家随意处理事件的一个典型。为此,我已查考过大
简介:公元6世纪中期,在地中海世界爆发了一次大瘟疫,由于当时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学者们一直怀疑他直接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部分来描述这场瘟疫。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提到对普氏记载的怀疑。笔者认为,上述推论形成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直接认真地阅读古代作家的原文,缺乏细致的比较分析。本文将通过《战记》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史料的对比分析,确定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并非抄袭之作,而是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进而说明“怀疑论”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