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简介：平衡理论比较研究既涉及行政法应当何为的规范性问题，也涉及到行政法事实上如何存在以及该理论如何操作的实证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将平衡理论置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中以及仰仗于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分析工具，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博奕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才会得到确当的处理。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阐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的边缘化及平衡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平衡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学术历程、分析工具及其主要内涵；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构建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局限。关于平衡理论的争鸣由来已久了，但本文提出的若干问题学界仍殊少涉及，作者认为，要使这种争鸣持续下去并更具建设意义，学者就不能不回到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去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由此，本文揭示了理解下列背景知识的重要意义：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中西学者在对各自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回顾和探索中均建立了“理想类型”的分析工具并得出了许多近似的结论；中国的平衡理论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规范性平衡理论和实证性平衡理论的?

简介：刑事二审审理报告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常用的法律文书。其功能在于制作人即案件承办人向会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作为书面依据，所以它是承办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优质高效地制作二审审理报告是人民法院确保案件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环节。但如何制作二审审理报告却未见有专门论及，各类教科书中也未提及。司法实践中缺乏权威的模式可供参照。现行模式是否科学？有无必要改进？如何改进？本文将就此作一探讨。现状审理报告是伴随着审判委员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一种法律文书。现在一般称为“审理报告”或“审结报告”。其模式也由原先的百花齐放，发展到今日的相对规范化。以准确，如实、全面反映案件情况为其宗旨，同时也提出案件处理意

简介：<正>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一定范围内的给付之诉或其他紧急情况下,在作出判决前,裁定一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并立即执行,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殊的诉讼制度。由于该制度过于简单和笼统,仅有三则法条,

简介：企业借改制来逃废银行债务是目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就其现象以及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政策调整，以及立法、司法等多重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

简介：到底是相对封闭些，坚守自身特有的话语模式，还是适当打开自己，接受其他学科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研究时不时面临的选择。比如，经济学之于法学、社会学之于法学、政治学之于法学，等等。现如今，大数据的概念来了。不管是不是情愿，法学可能又得有所准备，思考如何回应元处不在的大数据及其影响。

简介：电子支付市场宜同时采用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并明确监管目标为竞争、创新、经营稳健及服务使用者,而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分类监管为三个最值得坚持的原则。保留备付金专户存储要求,取消比例要求及商业银行协作监督,允许用信托、保单或担保取代专户存放。允许运用备付金进行＂投资＂,通过信托形式将收益分配给支付机构,并逐步扩大投资范围。将＂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修正为＂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业务＂,并通过个案审批方式逐步扩大业务范围,甚至允许有限制地发放贷款。

简介：诉讼保险以商业运作模式为基础,通过投保将诉讼的成本和负担转移给保险公司,甚至社会.诉讼保险制度保障舷了老百姓接近正义的权益.引进诉讼保险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对策.

简介：<正>随着近年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从文化学角度把法律作为主要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已成为值得重视的新课题。法学与文化学的交叉研究,不仅为观察、研究法律现象寻找着一个新的着眼点,而且将促成一个新的边缘学科——法律文化学的出现。

简介：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与行政法治中的程序有关的权利,这个权利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权利,它是能够主宰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最为核心和系统的程序权利。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利有着非常重要的法治价值,可以＂倒逼＂行政正义实现、使行政法治与时俱进、使行政执法人性化、使行政相对人权利过程化。然而,在我国,基本程序权利概念尚未形成、基本程序权利体系尚未形成、基本程序权利尚未有内容构造、基本程序权利缺少程序制度支撑。如何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建构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需要诸多具体的路径,主要应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进行梳理、完善行政法上的程序制度、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合理处理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的关系。

简介：地方立法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既要有理论依据，又要有实践参考价值，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地方立法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文本质量评价指标子体系”和“实施效益评价指标子体系”两部分组成。在实际操作中，两个子体系所得的量化评分在综合评价体系中各占恰当权重后折算出总得分，加上定性评价，共同组成该评估对象的总评价结论。有一些评价指标对地方立法质量起着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建议评估主体可在必要时，将这些指标设定为“一票否定”性指标。

简介：争议海域的执法问题涉及我国海洋权益保障的重大利益,也牵动着该海域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在海上执法的过程中使用武力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论及争议海域的界定,其中讨论了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据及其限制条件,并最终总结了海上执法的手段。提出海上执法法律体系的完善能使我国的海上执法有理有据,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简介：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有关司法机关将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由此可见,行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和环节。因此,行刑法律的运作机制如何,直接关系到刑法功能和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由于减刑假释制度集中体现了行刑法律机制的运作状况和特点,因此,本文以减刑假释制度为基点,通过对减刑假释制度

简介：近几十年，核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核事故造成的损害屡有发生，核安全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核损害民事责任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鉴于核损害的破坏力巨大，出于最大限度维护受害人及公共利益的目的，笔者认为对核事故的归责应遵循唯一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由民用核设施营运人作为唯一责任人承担核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论其主观上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但这种责任的承担不是绝对的，在战争、冲突、暴乱、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些情形下，营运者可以全部或部分免责。对于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应设置两个层次的赔偿制度：第一层次由营运者进行不具有额度上限的赔偿；第二层次在营运人无力赔偿时由国家进行补偿。

简介：近年来我国个体极端犯罪频繁发生,个体极端犯罪正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之一。社会转型期中的各种矛盾、压力是导致个人极端犯罪的外在因素,犯罪人的人格缺陷是个体极端犯罪产生的内在原因。个体极端犯罪的动机类型有:谋求经济利益;厌世自杀;报复特定对象;报复社会;激情型;制造个人影响,寻求刺激;复合型动机等。

简介：非法持有,使用某种国家管制物的犯罪并非一种新罪,中外刑事立法上皆有不少明例.如英国1968年《火器法》就规定有“非法持有火器罪”的罪名.在英国刑法中,“使用假文件”是指“明知是伪造物,且基于法律对构成伪造罪在具体情况下所需求的同一意图(要么是欺骗,要么是诈骗)而‘使用、出售、发行、赠送、转让’某一伪造物”.在香港,持有进攻性武器罪,是指没有得到合法授权,也无其它正当理由,而在公共场所持有进攻性武器,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在美国亦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我国刑法规范中有关非法持有犯罪的条文原来只有刑法第163条对“私藏枪支弹药

简介：<正>我国刑事法规对毒品犯罪的规定主要有:刑法第171条对制造、贩买、运输毒品罪的规定: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对走私毒品罪的规定等。随着毒品犯罪的日益加剧,原来的刑事法规的规定已不能很好地为打击毒品犯罪作斗争。所以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该决定内容较多,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量刑亦较过去的法律规定不同,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关于禁毒的决定》成了执法部门当前办理毒品案件的首要问题。本文拟就决定中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简介：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并购风起云涌，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6年至1996年十年间，共发生企业的兼并与重组2万余起，平均每年2O00余起广而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也已成为其对华投资的一种新趋势。面对企业并购浪潮的兴起，我国法律却明显滞后，许多并购活动无法可依，严重影响了企业并购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为此，笔者就企业并购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企业并购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一我国企业并购立法之完善目前，我国调整企业并购的法律、法规虽然为我国企业并购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但离实践需要仍有较大差距。表现为：（1）散乱，缺乏统一性。在现行法律、法规中缺乏一部能

简介：知识产权入股是一种日益普遍的出资方式。本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知识产权入股的规定，并根据这些规定论述了我国知识产权入股的标的范围、出资程序、股价和比例限制等重要问题。

简介：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代表人民检察院不但就被告人的定罪，而且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请求意见的一种权力。在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原则上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无论在起诉书还是在公诉意见中，往往只确认被告人的量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