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现的一大学术景观,就是“中”“西”“马”这三大思想学术传统的对话。时至今日,各方学者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且已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及其良性互动,既是社会合理分化和开放的表现,又是它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跨人现代性大门,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也将由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相互转化这一新的时代趋势,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高度地关联起来。为了顺应并实现这一客观要求,我们就要大力开发和调动各种思想学术资源,特别是促进“中”“西”“马”这三大学术传统的交流对话,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里要辨析和解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中”“西”“马”的对话何以可能?
简介:从认识论角度看,“模型”是对客观存在的“原型”事物的反映,而反映的本质就是在意识中用“模型”来理解和表示“原型”事物的过程。“模型”在感性认识阶段表现为形象或图像,在理性认识阶段表现为数学关系或概念体系。只有将感性材料构成“模型”后,理性思维才能处理,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模型”需要向“原型”不断趋近。将某一认识阶段的“模型”绝对化容易导致独断论,而将所有“模型”等同看待会导致认识上的相对主义。在以直觉为主的形象和图像模型建构中,逻辑审视更为关键。而在以逻辑思维为主的数学模型和概念模型建构中,直觉的启发往往起决定性作用。
简介:在现代中国思想中,“哲学”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体系以一种几乎无远不届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体会与解释。如想避免对传统思想作出素朴与简单的解释,那么在理解传统之前,反思据以理解的整个框架与境阈,应当是比较审慎稳妥的做法。在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思想”问题化之前,也应尝试着将“哲学”问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思潮不断的历史流变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中国思想的哲学观,并将之变成追问的对象。牟宗三直接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努力不可谓成功。所谓哲学之第一开端是在存在一本体问题的引导下建立先于生、同于生的体系。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