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南海问题早在中菲建交之前,就已存在于中菲关系之中,但并未影响中菲1975年建交。2013年初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之前,尽管南海问题也曾多次使中菲关系遭遇麻烦,但中菲关系都能有惊无险地稳健发展。2013年初启动的“南海仲裁案”事实上最大化了南海问题对中菲关系的负面影响。“南海仲裁案”期间,中菲关系因南海问题而陷入建交之后的最低谷。2016年7月仲裁结果公布后,中菲关系就会在“南海仲裁案”的正式结果下运行。菲律宾新总统有意于发展异于前任的对华关系,但“南海仲裁案”已是最大的障碍。淡化“南海仲裁案”可能是2016年7月之后中菲关系的务实选择;淡化并不意味着放弃,仅是为了双边关系考虑,刻意对“南海仲裁案”“视而不见”而已。淡化“南海仲裁案”应该是中菲南海“新共识”的首要内容。菲律宾坚持“南海仲裁案”与中国坚定地批评“南海仲裁案”都无助于双边关系,要求阿基诺之后的菲律宾政府明确放弃或者反对“南海仲裁案”也不现实。为了巩固“淡化”的效果,也为了避免类似“南海仲裁案”的事件再度出现,中菲双边应该努力推动南海实质性合作。淡化“南海仲裁案”不仅有助于菲律宾在中美之间都能发展起稳健的关系,还有助于缓解南海困局,并可能降低中美对抗的烈度。
简介:建筑领域违法转包的情形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从而造成违法转包过程中承包人手召用的劳动者发生伤亡事故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居高不下。此类案件在理论和实践处理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之规定.认定违法发包人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或组织招用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简介: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简介:地缘关系是构成中国关系型社会的重要基石,本文把省级领导人在所管辖省份内曾经的重要任职经历地定义为拥有省级核心领导入主政关系的区域,并研究拥有这种主政关系的微观企业是否因核心政府官员情系故地而享受到地域偏爱。实证结果发现,省级核心官员对处于其重要任职经历所在地域的上市公司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偏爱情结,表现为拥有主政关系的上市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且这一结果主要体现在有政治关联和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因官员主政关系的强度和地区腐败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且上市公司因主政关系而获取的政府补助并未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反而明显降低了社会效益;此外,还发现拥有省级领导人的老乡关系对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结果表明地域偏爱是除了政治晋升激励之外核心政府官员干预微观经济的重要机理。结论为产业政策之争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同时支持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以制约主要领导干部权力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设计也提供了优化建议。
简介:在我国,减刑与假释并存且相互独立。减刑、假释各有利弊,但利弊归属不同。减刑利于执行机关维持监管秩序,却不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假释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却不利于执行机关维持监管秩序,且使执行机关和裁判机关时刻面临责任追究的风险。这导致减刑排挤假释,假释基本被搁置不用。保留并分别完善减刑、假释,废除减刑、完善假释,或者将减刑、假释合二为一等改革建议皆不能将减刑、假释紧密结合,同样存在不同缺陷。减刑、假释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发展,已经形成当前四种主要关系模式,即并和模式、结合模式、分立模式、单一模式。四种模式之间的差别在于四个关键问题,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和选择是重构我国减刑、假释关系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