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转型时期，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产生了若干积极影响和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政治参与有利于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及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利于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激发公民的政治热情，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政治参与失常现象制约着政治稳定。为此，我们要采取对策减少其负效应。

简介：海洋环境保护是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共同责任，公众成为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因此，公众参与制度成为现代民主国家海洋保护环境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南海周边各国都加快了对南海的开发利用，导致了南海海洋环境的恶化。我国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南海海洋环境的保护。针对目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还存在参与范围狭窄、公众参与的权利不明确、参与的程序没保障等问题，应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中先行试验，以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

简介：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两种体系各有不同的特点.我国刑法并未提到正犯的概念,我国学者在共犯研究中鲜有涉及到我国犯罪参与体系性质的问题.我国刑法对共犯分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体系,与传统的统一正犯体系相比又具有我国的特色.确定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性质对于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与实务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

简介：2006年11月18日，省法学会组成法学法律专家组参加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以“和谐文化与和谐广东”为主题的“广东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暨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普及周的大型咨询活动中，省法学会派发各种法律宣传资料、刊物和书籍近千份／册，接待法律咨询近百人，咨询内容涉及商品房买卖、涉外婚姻、拆迁补偿、财产继承、知识产权保护、行政诉讼、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在咨询中，专家学者耐心解释，安怃愤情，正确指引。法学会积极参与社会上的相关大型活动，不仅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扩大法学会的社会影响。

简介：发源于美国现已在全球形成“无辜者网络”的无辜者计划，其主要使命和目标是致力于为那些无罪申请者提供无偿法律和调查服务，以还其清白，使其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无辜者计划设定了筛选案件的标准和尺度，也形成了筛选案件的步骤和程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弥补了官方发现和纠正刑事误判的不足。尽管无辜者计划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但其实践与创新对于当前中国刑事误判的治理，特别是通过社会参与司法的方式推动刑事误判的发现和纠正，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简介：单一制正犯体系近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张我国立法也属于单一制正犯体系。单一制正犯体系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片面追求克服处罚漏洞而又不能完全消除处罚漏洞以及有损构成要件定型性等诸多缺陷，并不值得提倡。我国刑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说明我国属于区分制正犯体系。以区分制正犯体系的立法为基础，构建精致化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共犯理论体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简介：公众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公众参与应当是有效的参与，能够发挥参与应有的作用。我国当前虽然在众多领域均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但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而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高。要提高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就应从进一步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公众参与者的权利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

简介：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走访调研公众参与现状得出,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制约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保障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敢＂;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愿＂;教育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会＂;沟通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能＂;评价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知＂。因此,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保障、激励、教育、沟通和评价等机制,是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障。

简介：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建制,经过中央的授权可以参与部分国际条约。这一创新实践,为国际法的缔约权理论带来了新的思考。通过对香港特区参与国际条约情况的整理和分析,本文认为香港特区的有限缔约权有明确的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而且其有限缔约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承认香港的特殊国际法律地位将促进香港特区政府依据授权更好地参与国际经贸往来,签订和履行相关协议,并保障协议的条约效力。

简介：近年来，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参与活动成为公共生活民主化的典型符号。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已经相当普遍，但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尚待拾遗补缺。本文试图从法理和制度分析的框架对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进行探讨，认为我国有必要通过社会权利的可司法化，赋予公民救济其环境权的司法途径，旨在为我国环境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可资参酌的共识。

简介：现代社会中公众参与风险规制面临现实障碍，即外行公众因为欠缺相应的专业知识而无法实质性地参与风险交流。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这一中国本土案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提供了一种币同干当前主流方案的新可能性。本文通过总结该事件的争试焦点、分析既定规范给定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者的创造性实践，揭示了该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经验在于居民跨越了专业门槛，与政府进行了有效的风险交流。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交流相关理论论证有效风险交流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使外行公众理解专业知识，而在于建亚和维持对专家的系统信任，进而提出此个案成功经验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大众参与机套和专家的可信度。

简介：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简介：社会管理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的重要领域，也是检察机关必须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检察职能具有多样性，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也有多种。根据法律规定和检察实践，以执法办案为依托，完善检察环节的各项工作机制，配合相关部门深化犯罪预防、制发检察建议、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参与“两新组织”和虚拟社会的服务管理，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简介：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将司法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法院能够积极地扮演推动社会转型的角色。司法建议制度在核心功能、制度前设、生效机制、实施动力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制度设计者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建议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让司法建议制度更有生命力，需要将制度基础建立在自治型司法理念上，强化司法建议权的公共政策形成权属性，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起制作司法建议的主要职责，淡化考核机制对司法建议的激励作用。

简介：在我国,理论与实务界一直主张,制定裁量基准需要履行公众参与程序,这在一些地方性立法中也已获得成文。但是,阅读国外行政立法的程序规定不难发现,法治发达国家对此并不热衷,大部分国家都在公众参与程序上为裁量基准设置了豁免条款。从现有研究来看,支撑此种排斥立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所蕴含的控权原理与裁量基准并不切合,而且公众参与将会带来的制度成本,也不是裁量基准工程所能担当。因此,我国现有学术立场和立法规定可能并不合理,其过于理想,我们需要以专家技术模式予以补充,确立一种多元开放的程序观。

简介：本文从公司董事合治理的理论出发，讨论了作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的商业银行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一直以来有着极强的“银行依赖性”，而且商业银行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公司董事合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法》修订之余，应当增加商业银行参与上市公司董事合治理的内容，在完善董事合治理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简介：＂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时共犯罪责的认定,属于共犯与身份的竞合,在具体认定时应坚持违法共犯论、共犯从属性及正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密切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加功的场合,＂密切关系人＂应按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加功的场合,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正犯,＂密切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在处罚上按各自的责任要素单独判断;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密切关系人＂共同实施受贿的场合,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具体认定各主体的责任;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事后认可的场合,属于对法益侵害结果的认可,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认可行为评价为受贿罪缺乏责任基础。

简介：从妥协的视角考虑司法调解引入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的制度建设,是基于证据采集的难度、商事纠纷的复杂性、法官专业知识的局限性等因素的考量。通过制度上的规范保障对特定经济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可以有效协助司法调解。这种制度亦是对法官调解经验的积极调动和调解权限的必要限制,确保在该制度中对纠纷主体损益的分配受到制度的约束,而不是以牺牲实质正义换取短暂的妥协。

简介：行政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不过《城乡规划法》中较多规定了行政规划公众参与制度。以《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为中心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公众参与行政规划的形式多样、程序粗简、实效有限、行政规划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狭窄等结论。据此并参酌域外经验，我国行政规划公众参与制度需作相应的发展完善。

简介：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的日渐开放,相关研究受到学界瞩目,并逐渐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显学”。不过,其间一些问题亦值得再思考,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清入关至覆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1644-1911),空间广及蒙古、西藏、新疆及内地十八省等地。在不同时间与空间,清帝国的法制有某些一以贯之之处,同时也呈现极大差异,法制风景线多姿多彩。但是,长期以来,有关清帝国司法领域的诸多研究,往往忽视上述时间与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