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调查了解糖尿病足患者就诊延误现状以及个体因素对其的影响。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2019年6月1日至11月30日在本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和/或住院的糖尿病足患者70例进行调查，了解患者就诊延误情况及其一般个人资料，对患者就诊延误原因排位以及个体因素与延误时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70例糖尿病足患者就诊延误65例，延误率达92.86%，就诊延误原因从高至低前3位为：双足麻木症状加重未引起重视、未及时检查双足、留在家中自行处理；就诊延误时间（12.94±9.97）d；不同个体因素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地、经济收入、糖尿病病程等与就诊延误时间具有相关性，年老、男性、低学历、农村、低收入、病程长者，其诊延误时间较长（均P<0.05）。结论糖尿病足患者就诊延误情况严重，原因主要是未引起足够重视、未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就诊延误与个体因素有关。临床护士制订的健康教育措施应具有针对性，并进行有效的交流，试图通过提高个体健康信念来提高患者求医的意愿，减少延误，及早治疗，提高疗效。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糖尿病综合控制达标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于2017年8—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北京市18~79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查，有效样本量为13 240名，其中糖尿病患者共1 592例，以调查前已确诊的917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糖尿病患者综合控制达标情况，及合并高血压、血脂异常、超重肥胖和冠心病四种慢性病情况，采用复杂抽样的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综合控制达标的相关因素。结果917名糖尿病患者年龄为（58.5±0.7）岁，29.0%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糖尿病随访管理；89.5%的糖尿病患者至少合并有高血压、血脂异常、超重肥胖和冠心病四种慢性病中的一种。糖尿病综合控制达标率为2.0%，男、女性分别为1.8%和2.3%（P>0.05）；合并慢性病者综合控制达标率为0.4%，明显低于未合并慢性病者（15.6%）（P<0.05）；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随访的糖尿病患者综合控制达标率为1.4%。血糖、血压、血脂、体重控制达标率分别为30.9%、30.2%、17.4%和27.7%。复杂抽样的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糖尿病综合控制达标率与红肉摄入过多、合并慢性病和核心知识合格有关，OR值分别为31.41、39.98和0.29（P<0.05）。结论糖尿病患者综合控制达标率较低；红肉摄入过多、合并慢性病和核心知识合格与糖尿病综合控制达标有关联。

简介：摘要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强化降糖只能改善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不能改变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结局。因此，国内外指南均以糖化血红蛋白（HbA1c）达标制定糖尿病药物治疗路径。研究表明，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和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具有显著改善糖尿病患者的心肾结局的作用，糖尿病治疗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以控制血糖为目标的治疗路径转变为以改善心肾结局为目标的治疗策略。该文基于国内外糖尿病防治指南变迁，阐述不断更新的糖尿病治疗理念以及背后的循证医学证据。

简介：摘要结合国内外指南和临床实践对糖尿病足的减压治疗进行摘译和解读，以便在临床工作中更好地选择和应用这一治疗方法。减压诊治过程中要综合评估这些减压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及患者依从性，掌握减压方式的应用价值及局限性，科学合理地开展减压治疗。

简介：摘要糖尿病精准分型能为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病因研究、并发症防治及精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按照现行的糖尿病分型方案，糖尿病分为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糖尿病及妊娠期糖尿病。随着科技与研究手段的进步以及对糖尿病认识的不断加深，糖尿病在传统分型基础上出现了分型越来越细的倾向，使用的指标也越来越多。本文就官方机构与民间学术团体对糖尿病的分型进展做一回顾，并就糖尿病精准分型的困惑与未来方向提出看法。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糖尿病并发症防治操对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疲乏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2019年1月—2020年6月收治的60例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血液透析治疗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糖尿病并发症防治操运动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疲乏状况及生活质量。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疲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疲乏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健康调查简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健康调查简表生理功能、活力、情感职能及精神健康4个维度的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糖尿病并发症防治操可改善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的疲乏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成年人血尿酸与糖尿病前期、新检出2型糖尿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基于上海市“高峰计划”松江人群队列基线调查数据，根据基线FPG、糖化血红蛋白将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分为血糖正常组、糖尿病前期组、新检出2型糖尿病组，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血尿酸水平对糖尿病前期和新检出2型糖尿病的影响，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函数来探索血尿酸水平与新检出2型糖尿病、糖尿病前期之间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结果纳入研究对象30 375名，年龄（55.36±11.52）岁，女性占60.2%（18 299名）。基线调查发现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38.6%（11 739名），新检出2型糖尿病检出率为6.6%（1 992名）。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中，血尿酸浓度每增加10 µmol/L，患糖尿病前期、2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增加2.4%（OR=1.024，95%CI：1.018~1.030）、1.5%（OR=1.015，95%CI：1.005~1.025）；在男性中，血尿酸浓度每增加10 µmol/L，患糖尿病前期、2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减少0.8%（OR=0.992，95%CI：0.987~0.998）和5.0%（OR=0.950，95%CI：0.939~0.960）；RCS函数显示，女性血尿酸水平与新检出2型糖尿病关联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0.017），但与糖尿病前期不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0.670），男性血尿酸水平与糖尿病前期、新检出2型糖尿病均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新检出2型糖尿病P<0.001；糖尿病前期P=0.040）。结论在女性中，随着血尿酸水平升高成年女性糖尿病前期、新检出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在男性中，随着血尿酸水平升高成年男性新检出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降低，男性血尿酸水平与糖尿病前期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简介：摘要胰源性糖尿病也被称为3C型糖尿病，系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分型中特殊类型糖尿病的第3个；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此亚型糖尿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1型糖尿病，即临床工作中其患病率被明显低估，误诊漏诊时常发生；此外，此类糖尿病轻重程度变异大，更易发生重度低血糖或低血糖昏迷，而治疗中胰酶和脂溶性维生素补充等必要的治疗措施常常被忽视；为此2020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指南中新增关于此糖尿病亚型的章节。本文讨论此糖尿病亚型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要点，以及除了 3C型糖尿病本身，1型和2型糖尿病病程中也存在的胰腺外分泌功能下降问题；提示临床工作中需进一步关注3C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病程中发生的胰腺外分泌功能受损问题。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基于替代健康饮食指数-2010（AHEI-2010）评价的城市女性膳食质量与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风险的关联。方法于2016年3至7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从北京、广州、成都、兰州、许昌、吉林、芜湖和郴州8个城市抽取1 061名女性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收集对象的基本特征，采用单日24 h膳食回顾法收集对象的膳食情况，计算AHEI-2010得分并按三分位数将膳食分为低、中等和高膳食质量。对调查对象进行体格检查、收缩压、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测定。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膳食质量与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病风险的关联。结果调查对象年龄为（48.0±17.5）岁，AHEI-2010得分的M（P25，P75）为46.52（40.04，54.88）分，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分别为13.3%（141例）和50.0%（530例）。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城市、受教育程度、饮食控制情况、体力活动、能量摄入、腰围等因素后，与低膳食质量相比，中等和高膳食质量与糖尿病患病风险的OR（95%CI）值分别为0.96（0.57~1.62）和0.63（0.36~1.09），糖尿病前期患病风险的OR（95%CI）值分别为0.93（0.64~1.35）和1.28（0.87~1.88）。结论基于AHEI-2010评价的城市女性膳食质量与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病风险无关联。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2DM）糖尿病肾病（DKD）合并非糖尿病肾病（NDKD）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14年1月至2018年6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肾活检确诊为T2DM DKD的患者共363例，按照病理结果分为DKD合并NDKD（MIX组，n=142）及单纯DKD（DKD组，n=221）。记录基线资料（糖尿病病程、视网膜病变病史等），并检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肌酐等生化指标。计算预估肾小球滤过率（eGFR）。终点事件定义为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GFR较基线下降40%或死亡。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2DM DKD患者合并NDKD的相关因素，用Kaplan-Meier法分析各组肾脏预后并采用Cox回归分析探究影响MIX组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363例患者肾活检时平均年龄（50.0±9.9）岁，其中男性233例（64.2%）。MIX组与DKD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病程≤5年［比值比（OR）2.136，95%可信区间（CI）：1.315~3.471，P<0.01］、eGFR较高（OR：1.999，95%CI：1.246~3.209，P<0.01）及不合并贫血（OR：2.596，95%CI：1.614~4.175，P<0.01）与T2DM DKD患者合并NDKD独立相关。采用1∶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筛选出与MIX组性别、基线年龄、糖尿病病程、肾功能一致的DKD组作为对照，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两组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χ²=1.138，P=0.286），且合并视网膜病变［风险比（HR）：2.162，95%CI：1.056~4.428，P=0.035］及尿蛋白定量≥3.5 g/24 h（HR：2.387，95%CI：1.018~5.552，P=0.045）是MIX组预后较差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T2DM DKD患者糖尿病病程较短、eGFR较高、不合并贫血提示更可能合并NDKD。

简介：摘要青年女性，以“妊娠期糖尿病”起病，体型瘦小，母系、父系均有糖尿病家族史，母亲听力减弱。胰岛功能检测提示胰岛素敏感性良好，存在胰岛素分泌功能的绝对缺乏，听力检测发现感音神经性耳聋。血液样本线粒体基因检测发现mtDNA A3243G突变，具备线粒体糖尿病的临床特点，血样基因检测确诊线粒体糖尿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的早期预测模型，建立GDM风险评分表，预测疾病的发生风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5月于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产检和生产的孕期糖耐量正常（NGT）孕妇和GDM孕妇共1 150例作为建模队列，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GDM早期预测模型并制成GDM风险评分表。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的NGT和GDM孕妇共490例作为验证队列，采用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对GDM风险评分表模型进行有效性验证。结果（1）建模队列：GDM早期预测模型由孕早期GDM风险评分表和孕14~20周GDM风险补充评分表共同构成，包括孕妇年龄、身高、孕前体质指数、受教育程度、糖尿病家族史、月经史、既往剖宫产、GDM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慢性高血压病史、孕早期空腹血糖、孕14~20周空腹血糖和甘油三酯共13项因素。（2）验证队列：模型ROC曲线显示孕早期GDM风险评分表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81（95%可信区间0.735~0.828），增添孕14~20周GDM风险补充评分表构成总评分表，AUC增加至0.850（95%可信区间0.811~0.889）。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孕早期GDM风险评分表和总评分表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结论基于GDM多种高危因素制定风险评分表可以作为一项早期预测GDM发生风险的可靠工具。

简介：摘要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具有发病率高、预后差、对社会和家庭造成较大负担等特点。运动缺乏是慢性肾病患者病死率增加与进展为终末期肾病的重要原因，且运动锻炼是预防糖尿病肾病发生与进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将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运动现状进行综述，并探讨临床运动干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简介：摘要糖尿病黄斑水肿（DME）是糖尿病患者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主要原因。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是目前DME的一线治疗手段，但患者个体全身因素的差异可能是导致部分患者治疗效果不佳的原因。年龄较大是DME治疗反应不良的预测因素，血糖控制、高血压、血脂异常、肾病及相关因素等对DME治疗效果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全身因素对DME治疗反应的影响，对预测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DME治疗有效率有重要意义。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我国成年人糖尿病前期的发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基于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调查数据，从中抽取10省份，再从每省份中选择2个监测点作为随访点，于2016-2017年进行随访调查。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糖尿病前期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纳入5 578人，随访期间糖耐量受损（IGT）发生612人（男性268人，女性344人），总计随访37 364.82人年，IGT发病率为16.4/1 000人年；空腹血糖受损（IFG）发生290人（男性128人，女性162人），总计随访39 731.31人年，IFG发病率为7.3/1 000人年。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纳入年龄、城乡、糖尿病家族史、BMI、中心性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以及身体活动水平，结果显示，年龄≥50岁（OR=1.60，95%CI：1.32~1.95）、城市居民（OR=1.41，95%CI：1.16~1.71）、肥胖（OR=1.56，95%CI：1.12~2.19）、血脂异常（OR=1.52，95%CI：1.25~1.83）、高血压（OR=1.32，95%CI：1.07~1.61）以及身体活动不足（OR=1.25，95%CI：1.04~1.50）是IGT发病的危险因素；年龄≥50岁（OR=1.31，95%CI：1.01~1.70）、糖尿病家族史（OR=1.71，95%CI：1.13~2.60）、超重（OR=1.41，95%CI：1.04~1.92）、肥胖（OR=2.09，95%CI：1.38~3.17）以及高血压（OR=1.53，95%CI：1.18~2.00）是IFG发病的危险因素。结论相比IFG，IGT发病率较高。年龄≥50岁者、超重/肥胖人群、高血压患者、血脂异常者、身体活动不足者以及有糖尿病家族史者易发生糖尿病前期。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糖尿病足溃疡（DFU）患者伤口愈合后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DFU的复发提供依据。方法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搜集建库至2021年7月10日关于DFU患者复发危险因素的文献，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2篇文献，共计患者2 585例，其中累计复发组982例，未复发组1 603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Wagner分级（Ⅲ、Ⅳ级）（OR=4.40，95%CI：2.21~8.78，P<0.01）、伴有周围神经病变（OR=5.69，95%CI：4.53~7.14，P<0.01）、伴有周围血管病变（OR=3.54，95%CI：3.05~4.11，P<0.01）、多重耐药菌感染（OR=3.61，95%CI：3.13~4.17，P<0.01）、截肢史（OR=19.18，95%CI：10.69~34.42，P<0.01）、既往DFU的持续时间≥60 d（OR=1.02，95%CI：1.00~1.03，P<0.01）、血糖控制差（OR=3.39，95%CI：2.67~4.31，P<0.01）、潜在骨髓炎（OR=2.86，95%CI：2.29~3.58，P<0.01）、初发溃疡在足底（OR=2.80，95%CI：2.10~3.73，P<0.01）、吸烟（OR=2.30，95%CI：1.18~4.48，P=0.01）是DFU复发的危险因素。结论基于现有证据，Wagner分级（Ⅲ、Ⅳ级）、伴有周围神经病变、伴有周围血管病变、多重耐药菌感染、截肢史、既往DFU的持续时间≥60 d、血糖控制差、潜在骨髓炎、初发溃疡在足底、吸烟是DFU复发的危险因素。医务人员应重视这些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针对性预防，从而提高糖尿病足护理服务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唐山市某钢铁集团工人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 mellitus，PDM）的患病情况，并分析职业因素对该人群PDM的影响。方法2017年2－6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某钢铁集团工龄≥1年、FPG≤6.9 mmol/L，且调查时未患有糖尿病的参加职业健康体检的在职职工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FPG检测。结果本次研究共调查4 173名工人，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63.4%。随着工龄的延长PDM患病风险在增加；工作时间>8 h/d的工人PDM的患病风险是工作时间≤8 h/d的工人的1.696倍（95%CI：1.517～1.937）；仅接触高温、噪声、CO的工人PDM患病风险是高温、噪声、CO均不接触工人的1.782倍（95%CI：1.205～2.636）、1.815倍（95%CI：1.209～2.794）和1.653倍（95%CI：1.158～2.361）；高温、噪声联合暴露的工人PDM患病风险是均不接触的2.098倍（95%CI：1.296～3.397）；3种职业有害因素均接触的工人PDM患病风险为均不接触者的4.414倍（95%CI：3.051～6.386）。结论工作时间、高温暴露、噪声暴露和CO暴露是影响糖尿病前期的职业因素。

简介：摘要《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中将糖化血红蛋白（HbA1c）≥6.5%纳入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一些生理和病理因素会通过改变红细胞寿命、血红蛋白糖基化速率或干扰HbA1c的检测，从而独立于血糖浓度影响HbA1c的水平。这些生理和病理因素包括贫血、慢性肾衰竭、妊娠、年龄、种族、药物等。临床医师在使用HbA1c时，需要关注这些常见的生理和病理因素，提高对HbA1c的认识。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单胎妊娠高龄孕妇并发3种类型子痫前期(PE)(PE、早发型PE及重度PE)的相关因素。方法选择2018年1至12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就诊的600例单胎妊娠高龄(≥35～39岁)孕妇纳入高龄组，年龄为(36.4±1.2)岁，其中GDM孕妇为200例，非GDM孕妇为400例。再按照与高龄组GDM与非GDM孕妇1∶1选取同期在本院就诊的600例单胎妊娠超高龄(≥ 40岁)孕妇纳入超高龄组，年龄为(40.9±1.2)岁，其中GDM孕妇为200例，非GDM孕妇为400例。本研究设定的可能影响孕妇发生PE的相关因素包括GDM、是否初产妇、人体质量指数(BMI)、文化程度、居住地及辅助生殖技术(ART)史，探讨这6种因素影响单胎妊娠高龄孕妇并发3种类型PE(PE、早发型PE及重度PE)的风险。采用t检验对年龄等进行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对各组受试者中并发3种类型PE所占比例进行分析。对于2组孕妇并发3种类型PE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结果①高龄组和超高龄组中，GDM孕妇发生PE、早发型PE、重度PE所占比例均高于非GDM孕妇，其中高龄组GDM孕妇与非GDM孕妇并发PE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高龄组GDM孕妇与非GDM孕妇并发早发型PE、重度PE所占比例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DM是导致高龄组孕妇发生PE(OR＝2.232, 95%CI：1.080～4.613，P＝0.030)的危险因素。GDM是导致超高龄组孕妇发生早发型PE(OR＝3.456，95%CI：1.238～9.650，P＝0.018)和重度PE(OR＝2.236，95%CI：1.057～4.729，P＝0.035)的危险因素。③控制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高龄组中，GDM孕妇发生PE风险是非GDM孕妇的1.934倍(OR＝1.934，95%CI：1.029～4.115，P＝0.047)；BMI≥24 kg/m2是导致高龄组GDM孕妇发生PE(OR＝2.931，95%CI：1.332～6.449, P＝0.008)，早发型PE(OR＝2.977, 95%CI：1.105～8.019，P＝0.031)和重度PE(OR＝2.638，95%CI：1.093～6.365，P＝0.031)的危险因素；居住地在乡村是导致其发生PE(OR＝2.831，95%CI：1.042～7.686，P＝0.041)和重度PE(OR＝3.232，95%CI：1.088～9.603，P＝0.035)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高是高龄孕妇发生PE(OR＝0.231，95%CI：0.071～0.749，P＝0.015)和重度PE(OR＝0.179，95%CI：0.048～0.673，P＝0.011)的保护因素。在超高龄组中，GDM孕妇发生早发型PE、重度PE的风险，分别为非GDM孕妇的3.187倍(OR＝3.187，95%CI：1.109～9.153，P＝0.031)与2.3倍(OR＝2.351，95%CI：1.043～5.302, P＝0.039)；BMI≥24 kg/m2是导致其发生PE(OR＝2.654，95%CI：1.417～4.971，P＝0.002)和重度PE(OR＝3.418，95%CI：1.515～7.710，P＝0.003)的危险因素；居住地在郊县是导致其发生PE(OR＝2.374，95%CI：1.089～5.171，P＝0.030)和重度PE(OR＝5.303，95%CI：2.074～13.565，P<0.001)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高是超高龄孕妇发生PE(OR＝0.347，95%CI：0.135～0.892，P＝0.028)和重度PE(OR＝0.164，95%CI：0.047～0.574，P＝0.005)的保护因素。结论GDM高龄孕妇的PE发病风险较非GDM高龄孕妇显著增高，GDM超高龄孕妇的早发型PE和重度PE发病风险较非GDM超高龄孕妇显著增加。BMI≥24 kg/m2、文化程度低、居住地在郊县和乡村，均是导致高龄及超高龄孕妇3种类型PE发生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