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劳动法是以劳动者权利为中轴建立的法权体系，劳动者权利概念是劳动法学的核心概念。现有研究资源囿于方法论的局限，进展不尽如人意。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系应遵循法律类型化的思维步骤，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化功能的意义脉络。它必须清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落有致地搭配，从而将劳动法秩序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权利体系。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在当今社会大力倡导降低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的背景下，鉴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其羁押率并不是越低越好，尤其是并不必然应当低于成年人案件的羁押率。未成年人“羁押率”高的原因在于国家较之成年人案件往往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介入的范围更加宽泛，其中人身拘束措施作为非常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不仅要承担保障诉讼的功能，同时还有教育、辅导、考察等功能。应针对未成年人不同性质的行为，明确国家责任，改变过窄的司法保护模式，尤其对于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校园欺凌问题，应采取更有进取心的司法干预措施。

简介：鉴于共同正犯与单独正犯之间的结构性与规范性差异、共同正犯与狭义共犯在处罚条件意义上的共同性,为包括共同正犯在内的所有犯罪参与行为寻求统一的实质处罚根据是妥当的。这种统一的参与犯处罚根据观念应当是在＂参与犯违法相对性＂和＂违法二元论＂基础上的＂功能性实行行为助力＂。根据这一观念,我国＂主体间＂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缺乏限定参与犯处罚范围的合理机制。

简介：即使行政诉讼制度不尽完善,但它仍然是行政相对人为权利而斗争的一种制度性选择策略。面对为权利而斗争的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治理社会的艰难性日益突出。没有多少独立性保障的法院在这样的诉讼法律关系中,它经常陷于一种不能自救的尴尬境地。如此问题需要我们在＂以人为本＂理念下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反思,才能寻找得到解决问题的良策。

简介：社会法不属于特别私法，也非私法社会化的表现形态，而为第三法域；早期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私法，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私法要素，社会化表现微弱；20世纪以来，私法以“外接”与“内设”两种形态回应法的社会化要求；当代私法与私法学面临困境，私法将保持传统，不应、不能彻底社会化，社会法为实现向纵深发展的法律社会化的主要工具。

简介：一、法国刑事拘留改革之促因法国刑事拘留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关于刑事拘留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刑事拘留中涉及的被拘留人人权问题、律师的地位以及司法机关职权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自2009年起，法国宪法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以及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通过的一系列决定、判决及判例，加快并促成了2011年4月14日第2011—392号有关刑事拘留法律改革的出台：

简介：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其职能定位历来颇多争议。在证券市场经受着巨大调整且证券市场充斥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诸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证监会更是被广泛认为未能尽到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职责。而从证监会的角度来看,则又发现其似乎确已恪尽职守,并且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取向上左右为难。这种证券市场监管困境无疑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极为有害。因此,理论界有必要从以证监会为中心的证券监管机构的主体属性与职能定位这一角度,为其变革取向进行探讨,从而使其主体定位得以合理回归,并为其职能行使提供必要指引。

简介：<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不

简介：司法审查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审查的程序主义理论仍然不能解释清楚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从大众民主的视角看,美国确立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目的是建立一种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在代议制民主和大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从根本上说司法审查不是反民主的,而是为了让民主运转起来。

简介：德国调解立法所呈现出来的迂回或者出路，带有明显的韦伯话语中的“祛魅”色彩．它科学地把握了调解的逻辑架构．较好地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新调解法对调解员、调解程序和解法官等以精细化的法律规定，使调解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符码化，其运作也日趋规范化．并为市民社会所接纳和包容。在我国和谐司法建设中，应该以德国的新调解法为学习范本．还原调解真实的合理性面相．在功能目标定位上．凸显出回应型法中的协商和调整精神底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德性回归：也应该适时推广和完善法院外调解机制，为专业人员实施调解拓展空间，完善相关调解程序，以此提高调解效率；还应借鉴德国的和解法官模式．有效地实现诉调对接．

简介：波罗中学地处无定河南岸，波罗古城脚下，渔靖公路边上，交通便利，校园环境优美，教学经验丰富，成绩显著，2003年被评为“市级文明校园”，现在又在迎接“市级示范学校的验收。

简介：权利话语所面对的窘境在于提出主张的双方希冀透过权利所获得的保障,或说阻止他人行为的意图虽不必然同一,但由于共同内涵中词汇的共享,使问题变得棘手。与其争论相冲突的权利主张孰轻孰重,美国学者霍菲尔德指出＂权利＂一词蕴含四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是权利、特权、能力与豁免,并以实务判决作为分析对象,为不同的权利类属进行定性说明。借用霍菲尔德理论架构,并据此推断美国罗伊诉韦德案判决所保障之＂权利＂应该属于霍菲尔德理论中的何种类属。

简介：梁丽案件中当事人的自相矛盾，源自传统民法在定位遗失物的权利结构之时，严重忽视了如下事实：即无论拾得人还是所有权人，在遗失物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有限理性。这一疏忽导致民事立法对当事人施加了大量的无谓成本，也助长了刑法界中对此类行为动辄归罪的不当倾向。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的判断具有体系上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体现了如下不当预设——即国家对遗失物的控制要比个人更加稳妥和可靠，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且会因严重违背民众的一般认知而引发不必要的非议与反感。立法应当放弃以权利性质来定位权利效力的陈旧进路，转而以把握权利归属过程为核心，明确具体当事人权利的具体内容。

简介：目的刑论和折衷刑论都认为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根据，但刑罚预防犯罪是有限的。刑罚并非为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刑罚的效用在于其必定性、及时性、平等性和合理性。刑罚预防犯罪并非是要使用重刑、过分依赖监禁刑。刑罚应当和其他手段一起共同承担预防犯罪的作用。

简介：近年来,源于德国的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中存在不少的争议与误解。＂直接关联性＂是德国法院从多个判例中逐渐形成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从＂直接关联性＂出发,德国学界发展出风险关联性理论、轻率关联性理论、基础犯罪的保护目的关联性理论等学说。在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中引进直接关联性理论,需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体系性的思维方式,并将其融入客观归责理论体系中。如此才能既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合理地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简介：对被害人权益的充分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个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在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中更应对被害人予以更多关注。本文以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律师代理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现有制度中的不足和根源，为完善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律师代理制度提供参考和建议。

简介：对于共同犯罪人进行怎样的分类,这是由一国的刑法传承所决定并与其刑法文化相联系的。混合型分类方法在共同犯罪人分类这一简单但充满逻辑挑战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冲突。通过证伪方法可以彻底否定那种分工形式用来认定犯罪的错误观点。作用地位分类方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较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同一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此较好地评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为恰当地解决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奠定基础。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出,正犯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正犯就是实行犯;第二,正犯就是主犯。但在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的主犯地位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我国刑法有从犯但无帮助犯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刑法中研究帮助犯的概念还缺乏法律依据,在中国刑法学上谈及帮助犯的概念并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入帮助犯的概念也没有意义。

简介：法学家应该通过对法制建设深刻的反思,从理论上告诉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一条历史教训,政治离不开法律,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灾难的政治。

简介：实证研究表明,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具有考评结果排名化,考评主体的内部性与广泛性,考评方式多元化,考评方法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考评程序的行政化与有限性等特征。从效果层面分析,当下的考评机制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且具有相当的经济性与可操作性,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竞赛式＂考评意图比较明显,整体上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套机制的形成主要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政策性要求、数字化时代公安执法指标化、流程化管理的技术要求及公安执法应对公众诉求的策略要求有关。从长远发展的图景观之,考评机制应实现＂竞赛式＂考评向＂法治化＂考评转变,即考评主体的外部性、考评指标的＂科学化＂与考评问题的实体化。当然,由于考评机制的科层化,指标构建标准科学化程度不高,指标功能的有限性等问题,考评机制虽有助于提升但却不能成为检测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的唯一尺度,还需在考评之外结合其他机制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