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地方政府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规章以及形成地方性法规议案的活动,广义的地方政府立法还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立法,是指公众通过一定途径和形式,参加地方政府立法相关活动,对地方政府立法提出意见、建议,以此影响地方政府立法的活动。"公众"的范围,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

简介：由于我国刑法对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没有作明确的规定,而司法解释又相互矛盾,因此我国学术界对应否追究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一直是众说纷纭。处罚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符合法益保护原则、责任主义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并且承认法人犯罪的外国法都处罚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为我国当下追究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在我国现行刑法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而解决参与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完善刑法。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社团革命”促成了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空前发展。通过非政府组织对体育公共物品的供给，来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研究的缘起和发展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并借鉴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我国体育非政府组织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认为，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优化体育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强化其承接体育公共服务专业化能力，是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

简介：为了推动广大律师积极参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公益性活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提出了《关于全面推动律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经参加今年3月26日“推动律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会议”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领导及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讨论．并充分采纳了与会者提出的修改意见．现予以下发．请认真落实。

简介：现代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与邻避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足不无关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的不足，既有程序性法律规范不完善的原因，也有司法救济不利的原因。因此，必须以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为基准对现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行政程序规则和司法审查规则加以重塑和完善。一方面，为实现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中应当加强公众参与的程度、延长参与的时间；另一方面，为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必须加强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实质性审查。以此，建立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法律保障机制。

简介：美国的投票式分区管制将票决制度运用于土地规划，是一种最强程度的公众参与。实践表明，土地规划领域有适用票决制度的必要，票决制度体现的公众参与特征包括决策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关系，决策结果对公众参与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在信息公开制度健全、议题限制、平等保护审查等条件下，居民投票不会沦为“愚众政治”，与专业机构判断的对立也会缓解，而且也不会“压迫少数人的意见”。我国应在涉及健康、生命安全的公共项目选址决策中引入票决制度，并同时完善信息公开配套机制，以及加强对居民投票决策不违反公益要求的程序管控。

简介：互联网＋的汹涌浪潮再次证明，互联网将改变所有行业，当然也包括法律服务行业。这个行业正处於从相对封闭和垄断到充分竞争的剧烈转变时刻,因此它的＂触网＂将注定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从最早期的网上律师广告到随後的SEM搜索引擎营销，期间陆陆续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尝试．但成功的案例仍然很少。互联网＋法律服务之所以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原因显然与遗个行业本身的基因和特性息息相关。

简介：廉政文化建设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坚定理性信念为核心内容、以强化廉洁自律素养为根本要求,充分发挥文化的入脑入心和潜移默化地渗透作用,不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进而从根本实现对贪污腐败的预防和惩治,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先进文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是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治本”之策,是深入开展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实施载体.

简介：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参与两法衔接工作的功能定位，即检察机关拥有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集中体现在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移送监督和立案监督。这种监督权的行使不仅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具备现实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应然层面分析了检察机关的功能定位。

简介：被害人由于长期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被忽视地位,对犯罪人的减刑假释不参与和不知情尚情有可原;但犯罪人和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也被排斥在外有违情理和逻辑,甚至某种程度上作为诉讼活动中心的法院在减刑假释裁判活动中已被异化为一种形式上的审批手续,因而有必要对当前减刑假释进行反思。被害人作为法益损害的承担者,理应是减刑假释诉讼活动中的主体,这是克服减刑假释诉讼弊端、平复被害人报复情感、恢复被破坏社会关系之需要,因而赋予被害人参与权具有正当性。

简介：行政相对人是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它和行政主体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说其与行政主体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主要局限在对行政主体方面的研究，而对行政相对人的研究不但十分欠缺，而且基本定位不恰当，忽视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地位。本文试图对行政相对人的概念进行反思，确立其行政参与人地位，以便明确行政法主体这一行政法律关系基本要素以及对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

简介：<正>一、我国审判量刑程序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一)我国审判量刑程序的基本内容量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以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及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

简介：在司法活动中,社会政策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作为社会秩序整合的责任主体之一,司法机关参与创制社会政策,必须引入能动方法的模式,运用各种灵活的法律方法,以填补规范的漏洞与空白,进而维护法治秩序与社会规制的效果。

简介：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重要工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责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特殊作用、担负重要使命。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基层检察院要坚持把群众工作作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找准切入点。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所谓使用性盗窃,是指行为人基于返还的意思,未经允许而私自暂时性地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民法理论所说的无权使用(furtumusus)的表现类型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使用性侵占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使用性盗窃并不具有盗窃罪的刑事可罚性,因为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缺乏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否定说)。[1]但近来有少数学者认为,使用性盗窃并非一概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当造成了相当利用可能性的妨害[2]或者导致他人财物遭受较大折损消耗[3]时,同样应作为

简介：近百年以来,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实现了从弗洛伊标准到达伯特标准的革命性巨变,其发展进化历程令人瞩目。但作为规则的创制者,联邦最高法院至今未公开揭秘改革的真正动因或内在的政策考量。从根源上看,由此引发的诸多猜疑和批判均是围绕裁判权在陪审团和法官之间进行部分让渡或转移的合理性而产生的争议。相较于旧法,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进化客观上导致事实认定权向法官的适度回归,无论在法治价值视域还是在认知心理视域均具理性。但与此同时,新规则与司法实践的磨合难度也随之提升。跳出局限于法律文本的狭隘视角,探寻规则演进的本质、理性及实践契合度,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冷静地看待他山之石与自身改革。

简介：

简介：公共投资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具有私人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可以实现公共投资公平正义和效率优化目标。为了保证公共投资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有必要引入社会公众参与，尤其是听证制度。在未来的《公共投资法》中设计专门的听证制度很有必要。公共投资听证规则包括听证范围、听证主持人、听证参加人、听证笔录、听证期限、听证结果法律救济等方面。对听证制度的试点是立法准备的一个重要途径。

简介：根据参与诉讼的方式、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力的不同,可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区分为＂强参与＂与＂弱参与＂两种模式。对于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而言,由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独特,其并不能被归纳为纯粹的＂强参与＂或者＂弱参与＂模式,而应定位为以＂弱参与＂模式为基准,同时强调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以及程序影响力的一种混合模式。在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方式中,影响程序启动、接受道歉并获得赔偿具有明显的＂强参与＂特征,而提出量刑意见、请求抗诉则呈现出＂弱参与＂的状态。两种模式的共存可能对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分别造成影响。为了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应尽量化解两种参与模式的冲突,正确认识被害人对于速裁程序启动的影响力,赋予其一定的量刑建议权,并明确规定其享有抗诉请求权。

简介：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诉讼参与权。基于以G市HD区的实践为样本的实证调查发现。当前审查逮捕阶段律师参与率低、参与效果不显著、律师参与的配套机制不健全。对此。可以通过健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援助制度、完善律师参与配套工作机制、保障律师诉讼阶段参与权利等措施来寻求解决问题,激励《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相关制度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