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次一、犯罪之间只存在排他关系(一)在逻辑上并不存在所谓中立关系和补充关系(二)在刑法学上不宜承认所谓特别关系和交叉关系二、探讨犯罪之间的界限很有必要三、对"张文"中所举若干案例的简要分析近来重读张明楷教授发表于《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之上的作品《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下文简称"张文"),受益匪浅。不过,笔者基本上不赞同"张文"中的观点。

简介：<正>2012年7月6日,《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修正案》加大了对劳动派遣用工的规制力度:明确界定劳务派遣用工岗位的"三性"标准,设置行政许可、提高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条件,重申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加强违法监督。《修正案》的着眼点仍然集中于劳务派遣

简介：在我国的债法研究和立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科学性及统一性对立的趋势，甚至是以法典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解法典化趋势。法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即使是人文科学）就应当首先注重逻辑判断，然后才是价值判断，不能以主观价值判断替代客观的逻辑论证。同时，应当坚持债的统一性。统一性的前提应该是坚持“物权二分”及其必然的逻辑后果，即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抽象性。坚持债的客体的统一性，即债的客体是行为而非现在通说的“债的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否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就要发生模糊；坚持用“请求权”统一债法，无论是合同、侵权、无因管理还是不当得利，后果都产生请求权；坚持物权救济措施与债权的救济措施相区分，坚持债权救济措施的统一性。

简介：政府的市场规制在我国和全球势不可挡。与规制部门相比，法院在知识结构的改进和信息更新方面不具有天然的优势；我国政府规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目前的某些制度安排使法院这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波斯纳建议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法院为了获得司法独立和建立司法权威采取“超脱”策略，减少对复杂社会问题的介入。但这样会进一步减少中国法官在工作中获取信息和更新知识的机会，拉大法院和规制部门在这方面的差距。规制部门与法院在资源、管理权和人才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竞争力的下降将无助于法院争取司法独立和树立司法权威。为使法院保持足够的机构竞争力，未来中国司法改革应当以增加信息流入和提高信息质量为方向。

简介：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司法承担着调节权益、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正当化的功能。由于司法在中国制度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原本仅具有裁判功能的司法，在中国制度实践中都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原本属于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纠纷，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影响社会安定的公共事件。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为此，在司法权威构建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再造司法权威的基本制度。

简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颁布于1995年,该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体育立法的空白,对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体育法治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体育事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自身需求均呈现出新的态势。《体育法》囿于自身的局限与短板不能适用于现实的需要,对体育法进行修改也就显得迫切而必要。对于《体育法》的修改应当是一次大规模的修改,需要从立法理念到立法内容都要进行彻底地调整,必须对现行《体育法》进行批判性反思,对《体育法》修改的理念进行重构,并对立法路径作出比较明确地选择。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所谓街面犯罪,也称街头犯罪,是指发生在城市街道、车站、公共交通工具、码头、集贸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违法犯罪,主要包括街面抢劫、抢夺、盗窃、街面诈骗以及色情或麻醉敲诈等各种犯罪。"[1]有学者将其简化为,"街面犯罪一般系指发生在城镇街道、广场等露天公共场所的犯罪"。[2]实际上,街面犯罪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学分类,而主要是从犯罪地理学或环境犯罪学的角度,基于犯罪防控需要所划分的犯罪类型;街面犯罪大致包括了在城镇街道、路段及其沿线房屋等空间环境内发生的各种常见侵财、暴力等犯罪。

简介：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

简介：<正>合同一方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有义务向合同相对方披露其不知道的相关信息?这是普通法中讨论最为激烈的课题之一,许多法律评论文章、论文,以及1000多个判例都探讨了这个棘手的问题。由于缺少信托或者信义关系,人们会经常看到"无须将其所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向合同相对方披露"的表述,但是,法院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说辞而已,并非精确的法律表述。如

简介：在皮革喷雾剂案中,德国联邦最高院回避条件公式转用反向排除法推导产品致害原因性的论证并不妥当,一般因果法则作为具体因果关系的必要部分,是无可绕开的待证事实,其合法则性与否取决于经验科学的能力以及法学自身的接受标准。其次,通过危险前行为的'违反义务性'得出公司董事的保证人地位会导致'法所不允许的危险'的外延限制被不合逻辑地消解,对此,理论上可从其他角度获得解决保证人地位的方案。最后,公司集体表决的程序框架则为董事投票与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提供了合法则性。中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双罚制虽然免去了德国法院试图将产品责任归责个人化中遭遇的说理困难,但是追求刑法解释教义精确化的努力能够更好地形成风险社会中对公民行为的指引。

简介：在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来,针对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刑事立法对假释的相关规定作了一定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在法理上更加准确和科学地界定了假释的适用标准,有助于更好地适用假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12年3月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均对假释适用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假释制度的不断完善,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假释制度的进一步适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假释制度功能。

简介：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刑事诉讼的法定任务之一后,检察机关应相应地对法律监督职能做出调整。首先应当调整法律监督的理念,实现法律监督的多元性、双向性;其次应当调整法律监督的任务,强化对公民私权利的保障;再次应当调整法律监督的手段,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工作;最后要调整法律监督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确保法律监督能够落到实处。

简介：《德国民法典》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严谨的法学概念和科学的法律体系在外国法制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追根溯源,这些特点可以说归功于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研究.潘德克顿学派对《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法典编纂体例、概念体系和法学语言三个方面.

简介：通过案例研习,掌握未遂犯的审查架构及要件,尤其是着手实行的部分。了解台湾地区'刑法'第26条(阻却刑罚事由)及第27条(减免刑罚事由)在犯罪审查体系中的位置、顺序及其适用要件之内容。

简介：社交平台用户身份的不确定性与平台内容的多样性使得社交网络平台的日常运营存在巨大的商标侵权风险。将商标作为用户名进行注册,以及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商标侵权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是目前社交平台上导致商标权人利益受损的主要情形。对将他人商标注册为用户名的侵权分析可以借鉴城名与商标争议的解决方法,考察是否导致了混淆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恶意目的。社交网络平台未直接参与侵权商品或服务交易,其仅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情形下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除积极实施法律救济手段外,完善社交网络平台认证政策亦能起到保护商标权与维护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作用。

简介：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设计,在价值理念上应以寻求婚姻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统一为指针,在认定标准上采实质主义,以所负债务用于婚姻家庭共同生活为旨归。在内容上明确对因＂家庭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予以类型化划分,在立法体例上参照婚姻法有关认定夫妻共有财产的编排体例,对夫妻共同债务之认定采概括、列举和排除体例的形式,在证据规则上采举证责任倒置主义,公平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对夫妻双方财产权益和债权人利益衡平保护之目的。

简介：以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困惑与疑难。其原因在于其忽视了有组织犯罪不同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集团犯罪的特殊性。相较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的集团犯罪，有组织犯罪已经形成或者意欲形成“组织体之恶”，属于“组织体”的犯罪，在刑事立法上应予以区别对待。超越实践困境的途径，一是改革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策略，二是完善有组织犯罪的具体立法规范。

简介：鉴定意见作为一种证据形式，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鉴定人交叉询问可以保障对鉴定意见证据的审查质证。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受固有理念的左右、鉴定人备案登记管理制度的影响、鉴定人出庭率低等问题，影响了对鉴定人交叉询问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形，完备交叉询问规则及形成鉴定人作证前宣誓程序。

简介：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这对防范侦查权力滥用和实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必将对我国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带来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条文表述的过于粗略，因理解歧义和规则不明所带来的司法困惑不容忽视。为推进制度的顺利实施，不仅应从概念解读、适用范围、适用原则等方面结合立法原意寻求理论上的共识，还应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细化。

简介：2013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面临着如何完善自身职能、改革反垄断法实施机制,在基层和在各行各业都得以深入落实的问题。欧盟和德国相关实践中也曾面临类似问题,因而可以为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提供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确立中远期改革目标,在未来五到十年里,通过完善自身机构和人员配备,通过制度与组织创新,更有效地协调三大国务院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执法、协调它们与地方执法机构、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系统地开展行业调查,加快制定配套规则和指南,平衡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关系,改善专家的参与,更好地实现反垄断法所赋职能,创造积极条件迎接反垄断法实施领域的大部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