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破产原因是导致破产程序发生的原因，文章对破产原因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分析，指出各国破产立法有关破产原因的规定模式，及我国破产法有关破产原因规定的理解，分析了不能清偿、资不抵债、停止支付、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等概念的含义与构成要件。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完善破产原因的规定提出了立法建议对破产原因规定实施中如何与执行程序、清算程序相互衔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简介：<正>党政机关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严重玷污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中的形象。它和物价上涨、社会分配不公一起,成为当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三大障碍。如何解决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和推进改革

简介：我国近些年来司法改革所欲达到的目标是司法职业化或者精英化、专业化,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属于其中的核心内容。员额制本来是一种将审理权及裁判权归位的一项制度,在现实中却异化为各种利益的角力,其中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法院管理层的利益及法官个体的利益,甚至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利益也牵涉其中。因此,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目标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各种利益的平衡过程。因此,对于法官员额制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应当溯本求源,探求员额制背后的制度设计及相关支撑原理的契合度。针对员额制的问题,解决进路应当是综合性的,其中既包括法官员额制遴选的去行政化,也应当包括根据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员额数（员额比）、遴选标准或方式等基础性内容。同时,还需要针对性地设计员额制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得法官员额制成为一种系统或者有效运行的整体,而不使之产生互相掣肘、割裂的碎片化现象。

简介：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中永佃权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对永佃[1]这一社会关系进行规范的民法。将永佃关系纳入民法,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属民法近代化层面。中国传统租佃关系的建立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源自西方的近代民法理念有着较大区别。

简介：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1]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亦是如此。人类学家对此有所记录与描述,摩尔根说:“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另一方面,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简介：近世以来,对法律不确定性的认识引发了对传统法治理论和法律方法论的广泛怀疑.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对法治与法律方法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以阐明维护法治的态度,指出法律理念、态度与方法对于法治的意义.虽然在此理论建构中可能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在当下中国的法学语境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法治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诠释.

简介：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大世界中，大学生以受教育权被侵犯诉母校的不当惩戒纠纷在不断地上演着，文章分析了高校惩戒权和大学生受教育权冲突的原因，试图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学生受教育权为考量基点，着重规范处于强势地位的高校惩戒权，以期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

简介：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益理论确实可以成为实质刑法观的理论基础，但是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性比较复杂，并非如部分学者所提示的那样一一对应。就持有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立场的学者而言，他们其实并非可以简单地归入实质刑法观立场；而主张改革完善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部分学者，反而坚持实质刑法观立场。在中国语境下，实质刑法观面临的风险与批评，主要根源就在于作为实质刑法观理论基础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具有太过强大的解释功能，且实质解释论的功能表现包括了保障人权的正面功能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负面功能的两面，呈现出矛盾属性。为了防范风险，不但需要发展实质刑法观，而且需要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单面的实质刑法观或者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主张通过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实质犯罪论的限制与实质司法解释权的限制，以有效防范开放的实质刑法观可能存在的侵蚀人权保障机能的风险，因而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最理想的选择。

简介：社会学大家韦伯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指其为家产制下“家父长制结构”,即君主在立法方面“绝不可能将任何可能束缚自己或其官员的特权授予其他的人”,司法方面则“重视的是探究实质的真相，而将搜索证据的程序规则置之度外……它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社会秩序的实质原则”。

简介：社会法为公法与私法以外之第三法域。关于人的认知前提假设．私法与社会法有一个本质属性的区别：私法中的人是自私利己之人，社会法中的人是克私利公之人。克私利公的人性假设使社会法区别于私法，为社会法证成。

简介：在当今各国民间交往，经贸合作日益频繁的时代，对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因其关系到一国的国家和社会利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日趋加大。本文拟就我国现行的有关制度，完善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前景展望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我国现行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不仅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且也体现在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中。它们共同构成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以及外国承认与执行我国法院判决的法律渊源和依据。（一）国内立法的规定及有关司法实践1．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和程序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进行了重大改

简介：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本质特征是＂仇恨犯罪＂,即由于行为人自身、行为人家庭或者社会等因素导致的对他人、国家机关、特定群体或社会的仇恨而引发的犯罪。我国刑法、刑事政策皆应作出及时的反应。当前,我国应当努力实现＂三公＂的各项制度,减少＂三仇＂等仇恨心理,这也是抗制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最好的刑事政策。

简介：环境法律实质上仅是社会悲剧性地分配资源的一种手段，市场、习俗、惯例和政策等手段都综合参与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环境政策是影响环境法律的重要因素。环境政策实施对于环境法律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公共政策的演进促进环境侵权法律责任机制内在机理的更新；专门的环境政策催生新的环境法律、更新环境法律机制；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地方环境政策，对于环境侵权救济的影响也呈现出多种形态。

简介：海峡两岸仲裁裁决相互认可与执行制度通过多年立法与实践的摸索得到了发展,但在仲裁裁决性质、可仲裁事项、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执行力以及公共秩序等制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的改善。两岸应积极推进立法模式从单边性质过渡到完整的双边协议模式,并就现行立法中的各项内容进行优化和统一。

简介：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是常用的重要法律解释方法，但关于二者的本质与概念界定、思维机制与边界界分，尤其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区分，都是当前法律思维与方法研究领域的持久难题。本文以语义学的“概念分析”切入．通过重构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关系，以“类型推理”为法律方法展开的思维机制，全新界定了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的概念与意义择取界限、操作机制和基本准则，从而将两种法律方法予以彻底确定化、定型化和实用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准确界分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予以实例证明。这种致力于法律方法明晰化、确定化和操作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学理研究，尤其对于司法实践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推进意义显著。

简介：原某县公安局副教导员申某、派出所所长胡某等人,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批评人致死一案,在一些人的庇护下,拖了整整三年零四个月,最近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人们奔走相告,赞扬检察机关秉公执法。

简介：＂认罪＂、＂认罚＂与＂从宽＂是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概念,但并未随着相关制度试点的展开而获得足够重视。切入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对相关文本进行教义学分析可知：认罪的构造兼具＂理解＂与＂作出＂之要件,外化为＂心素＂与＂体素＂之要素,被告人在审判阶段作出并由法官裁断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认罪＂,有别于＂自然意义上的认罪＂。认罚是对可能判处之刑罚的认同,包含法定与酌定两种形式,前者是启动特定程序的必要条件,后者是被告人悔罪意愿的具体表现。但认罚不具有使被告人被从宽处罚或者阻却其上诉的绝对效力。从宽分为实体性从宽与程序性从宽两种模式。撤销案件、不起诉、变更强制措施、减少审前羁押期限等从宽形式均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从宽模式目前正处于开放发展的状态。法教义学研究结论表明,＂认罪＂、＂认罚＂与＂从宽＂蕴含着未被发现的丰富学理内涵。

简介：中国香港与内地分属不同法域,香港法院依法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因此,需要通过双边协商等多种方式使中国香港与内地的离婚判决得到相互认可与执行,并推动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有效构建。2006年是中国区际司法协助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内地和澳门、香港两个特别行政区先后签订了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由于婚姻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中国香港与内地离婚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承认面临着诸多法律制度的冲突与挑战。促进内地和香港离婚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不仅体现了香港回归实质性的司法合作精神,亦有助于权利人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实现。

简介：本文在商榷中指出，当下中国法律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史学化有余而法学化不足；不应以史学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应以法学的学术评价标准评价法律史；法学化与西方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重新认知法学化法律史在法学和法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章特别重申法律史研究进路应该是法学化而不是史学化，其中法学化进路再构的关键，是法律史研究必须坚守法学学术传统而非史学学术传统。

简介：“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既关涉最宏大的时代变换，又触及最微小之个体心灵，因此引起当时最激烈的立宪争议并泛溢于社会各界。本文试图利用天坛制宪的原始史料，走进制宪语境，梳理双方之共识与争议，以发现孔教入宪的历史语境、时代问题与解决方案，即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孔教入宪的制宪讨论凸显了近代立宪者对民性与国情的判断，在“民国理想”与“国民现状”的巨大“势差”中，“教”的提升、整合与支撑功能被不断强调。只要“势差”不变，“教”的发生机制就必然内嵌于宪法之中，并具体落实为可接受的宪法规范，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而且，“教”的规范结构形成了近代中国宪法的核心功能，凸显了近代中国宪法的二元正当性以及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与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