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从目前的国内接入市场状况和成本来看，EPON占有一定的优势。GPON在传输距离、带宽、分光特性上更优良，具有更广阔、长远的应用前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互相借鉴，两者如果能够在产品形态、性能、功能等方面越来越靠近，在同一平台上实现互通互融，将是对促进PON技术发展最有利的结果。

简介：清咸丰九年（1859）和同治四年（1865），太平军曾两攻克嘉应州城（今梅州），十万大军纵横嘉应；1865年，十万太平军还在嘉应和当时潮州所属之丰顺全军覆灭，太平天国（除北部合于捻军都外）在梅州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这些惊天动地的悲壮的历史，《嘉应平寇纪略》和光绪《嘉应州志》等曾予以记载。遗憾的是，它们只重事件、述梗概，对历史细节和人民的历史感受，却记载不多。

简介：五代时期,梅州以敬州、齐昌府和边防重镇梅口成为南汉国东部重地,程乡县令曾芳、敬王刘崇兴和齐王刘弘弼以及女英雄武婆等活跃在粤东大地上,千佛塔、汉帝宫、小石屏台、齐昌塔成为梅州历史上独有的文化标志,南汉的梅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时代。

简介：在客家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香林的五次大迁徙说：客家由五胡乱华时晋室南渡、唐末黄巢之乱时衣冠南迁、两宋之间宗室南播、元蒙入侵时华族南移等形成。但果真如此么？笔者《粤东客家新县的形成》①已初步讨论过，现继续深入。粤东老县，指在宋以前已设的程乡、龙川、

简介：冯恩应诏进谏反成钦犯,判死刑,免死后戍雷州。这些重大事件产生了三组特殊题材的诗歌：送冯恩赴雷的雷阳歌、迎冯恩回乡的南江歌,及歌颂冯恩精神的回澜台歌。这些诗歌与朝廷举措完全对立,折射出明嘉靖时国策乖谬、国是背离民心的现象及其所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反映了朝廷高层的政治斗争与民心向背等历史风云。它从雷州地方的视角,揭示了忠良被贬反而更得人心的贬谪规律。

简介：广西原始宗教中的雷神有本地自生的雷神、雷王神和雷祖神三类,雷神崇拜在广西十分普遍。广西的雷王神和雷祖神崇拜,受到了雷州雷神的深刻影响;此外,雷州雷神的影响还遍及岭南24州。雷州雷神的影响途径,一是雷神的神话传说,二是通过到雷州求雨等具体的神灵崇拜环节,使雷州雷神传遍岭南。

简介：古人认为，文学和文艺方法起源于摹仿自然或神灵，因而，向自然或神灵学习就是中国古代原始的文艺方法起源观。它的背后是中国文化起源于向自然或神灵学习。这种起源观生成的客观基础是人类原始的知识领悟力与客体知识要素的自然契合过程-中国古代文化的自生自发的创生过程。只不过童年的人类过分地夸张了自然的合目的性和客体的知识要素，把知识的自然获得理解成了神灵的恩赐，这是中国古代文艺起源与西方的摹仿说的基本区别。

简介：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清末广东嘉应州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诗人。他著名诗句：“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和“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均出自《杂感》。这首诗作于他21岁时，“我手写我口”成为中国“诗界革命”的宣言，比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口号早了30多年。黄遵宪在青年时期思想已达到如此的高度，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值得深入研究。

简介：一、黄遵宪的成就在嘉应州的科举史上,黄遵宪的举人不足为奇。据《梅州进士录》记载,梅州历史上有进士280余名。因进士太多,只有那些一腹三翰林、父子四进士的人士才家喻户晓。黄遵宪的功名并不高,只是个举人,在那些比比皆是的进士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官位上,黄遵宪也不算高,光绪二十四年,在戊戌政变前夕,黄遵宪的官职是湖南长宝盐法道,以三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日本国大臣。

简介：一、古今独步的酿豆腐酿豆腐是客家菜中珍品，房学嘉《客家民俗》：“盐煽鸡、酿豆腐、扣肉、肉丸等，都是久负盛名、别具客家风味的传统食品。”所举4种客家食品，酿豆腐为其中之一。百度百科《梅州客家文化》“客家名菜”3种，酿豆腐居第一。酿豆腐的独特之处何在？至今言之不详。笔者认为，酿豆腐的独特之处主要有二：

简介：梅州城里有都市人唱山歌的现象，在街角公园人们此唱彼和：“爱唱山歌这里来，这里搭有山歌台。”一派刘三姐进城的意境，山歌成为都市人类学的新景观。都市为何有山歌呢？客家山歌说：“大路唔行生溜苔，山歌唔唱心唔开。”山歌关系到人类主体的心灵生活。山歌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山歌起源时。

简介：从学术史角度看，宋湘、黄遵宪和罗香林是客家研究中的三个里程碑。清嘉庆年间客家意识在宋湘身上觉醒，清咸丰光绪年间客家研究在黄遵宪身上发端，以后客家研究在罗香林身上形成学科规模。从宋湘、黄遵宪到罗香林，形成了客家研究的起源历程。

简介：1996年公布了康有为在近一个世纪前的批注，涉及丘逢甲与黄遵宪“争雄”、丘逢甲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以及“诗界革命”等重大问题。丘、黄“争雄”确有其事，但由于当事人恰当的处理和梁启超的斡旋，终使二人成为朋友，并对“诗界革命”队伍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介：关于“诗界革命”的源起，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在戊戍变法前一二年提出的。《中国文学史》说：“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而不及黄遵宪。这种观点极有代表性，但值得商榷，原因有二：

简介：中国文人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初，君主、先祖因在一族一国中自然经验知识最为突出而被称为“文人”，文人于此萌芽；尔后政治助手的专职化为文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条件；在生存和物质生产第一的时代，残疚人专门从事文化活动，为文人的产生提供了人事基础。民事与神事分职后，以残疾人为主的巫史祝卜专门从事神事文化活动，成为“神士”，原始文人便产生了。神事文人“执技以事上”的实用性质对“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神事文人与以做官为宦为主要目标的儒士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简介：中日笔话，又叫笔谈，笔语，是两国文人在言语不通的情境下产生的。中国在东亚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它的文化传播四方，逐渐引发了周围各国的文化。”①周边国家虽言语不同，却使用汉字，这构成笔话的文化背景。中日笔话起源较早，据《莲池笔谭》，19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朱柳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