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来实现,但是该制度在实践中矛盾重重,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往往难以实现。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案例1易门女童轮奸案2008年12月12日,云南易门浦贝一名12岁女童玲玲(化名)遭三名男子轮奸,易门县法院作出重审判决,三被告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原告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没有支持玲玲一家3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是赔偿原告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共计2039.24元。[1]案例2长春盗车杀婴案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在刑法信条学中,过失犯罪经历了从前妻的孩子到最受宠爱的孩子的变化",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在论及过失犯罪理论时曾经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这样写道。而正是这之后学术界对过失犯罪理论的日益青睐,过失的实行行为这一课题开始被提出并引起了众多刑法学者的研究兴趣,相关论著逐渐增多,理论亦日臻完善,其中以日本、德国刑法学界为典型。与此相反,中国刑法学界对过失犯罪理论的关注程度向来不高,且多是针对犯罪过失这一主观要件的理论探讨,对于过失的实行行为的概念则少

简介：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简介：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辩护观，实践中，这已经危及到了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以及被告人的利益及其主体地位。由此，有观点认为应改独立辩护观为被告人中心主义辩护观。但是，鉴于刑事辩护工作的专业性与公益性，为维护被告人的实质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行业利益，律师辩护中仍需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律师辩护应遵循相对独立的辩护观，明确独立辩护的具体内涵及其边界。

简介：新刑诉法首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在庭前召集控辩双方听取有关程序问题的意见，这被学界认为是针对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的雏形。庭前听证程序的性质与庭审程序具有相似性，但因裁判对象不同也有其独有的特征。英美及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均建立了针对重大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我国现阶段由法官在庭审阶段行政化处理程序性争议，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缺陷也催生了新刑诉法庭前听证程序的初步确立，但具体的实施规则尚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