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简介：2016年4月10日，“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成果发布会暨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挂牌仪式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长王利明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分别进行致辞、该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教授组织课题组撰写，

简介：2016年3月20日，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中南财经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揭牌．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校党委副书记齐文远、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简介：我国实行法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通识,但选择何种路径实现法治却成为我国在初创法治治理阶段的理论难题。在借鉴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法治传统观点基础上,根据我国法治所处的初级阶段和环境态势,务实地将我国法治实现的路径选择定位为形式法治与精英法治。形式法治路径基于我国国情,其蕴涵的法治实质内容能够获得可行性辩护;精英法治路径基于人的能力差异性,并且与民主法治相容,还能以韦伯的＂卡理斯玛型＂自然精英要求来衡量和界定法治精英的标准,获得正当性的理论辩护。此外,比较考察自由主义两种法治观的发展路径,可以厘清和处理自由主义法治观所存疑的理论问题,即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边际问题和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关系问题,为我国法治路径的选择消弭理论障碍。

简介：外国法的查明是国际私法领域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了法院和当事人分担查明责任，但由于认定标准的缺失，司法实践中仍然频繁出现法院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资料时不当认定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从而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消极情形。这种现象或许是法院无法准确判断当事人所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性质所致，或许也存在滥用这个拒绝理由的嫌疑。为此，未来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民事证据标准。

简介：作为一种新型管制手段,负面信息披露成为联邦行政机关的偏爱。它可能具有信息通知与警告危险、制裁违法的混合功能,具有成本低廉、促进信息公开、控制风险与促进执法的优势。由于法律控制经验不足,它成了不适用正式程序并自由裁量的非正式行为,伴随权力滥用与权利损害。近百年来,国会仅在极个别法律对其限制,行政机关自我限制的努力有限,法院拒绝司法审查。它面临的特定人权益、公众安全及知情权的价值冲突难题,仍需探索精巧的平衡方案。

简介：活法理论是奥地利法学家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思想的根基。活法来源于社会本身，它是社会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国家法只是整体的法的一部分，它无法涵盖所有的法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制定法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事实本身，提倡法官的“自由发现运动”，注重司法解释、法官的司法经验及社会惯例，并赋予其基于社会发现与法律事实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法与活法实现良性互动，对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及司法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简介：以时间、数量、金额、年龄等形式出现的数字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存在。按照不同的标准,法律中的数字可划分为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陈述性数字和规范性数字。完善我国的数字规定立法,首先要做到树立正确的数字立法理念,包括充分论证数字规定存在的必要性、综合分析数字规定立法的客观环境、对法律实践作出回应以及秉持数字规定立法的开放性。其次要创建数字立法技术规范,包括在《立法法》中对立法技术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由全国人大制定有关立法技术的专门性法律,统一数字语言表述规范以及完善数字立法表现技术。

简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法史研究中的经典命题。20世纪30年代,陈顾远在氏著《中国法制史》中指出,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一帙独树之特质"、"卓尔不群之精神"即在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第一次提出中国传统法律"儒家思想化"的课题。

简介：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治外法权被攫取,直接打破了清帝国的司法独立。内忧外患催动了帝国的崩溃。清廷被迫在庚子事变之后进行预备立宪和修订法律。沈家本在内的中国法学家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拓者,在其努力下,西方法律文化被引入、继受和变通。但是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历经探索、改良、变革等不同阶段,传统司法在曲折的历史中艰难地向近代化司法逐渐演变。笔者选取刑事司法作为观察视角,注目于清末变法时期及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比较两个时期,来分析刑事司法层面的微妙变化,并尝试从这种变化透视近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演变进路。

简介：法院按行政区划管辖导致的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司法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被学界和实务界诟病已久,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法院管辖制度。借鉴国内现有法院管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几种实践模式,以首先解决基层法院的司法顽疾问题为重点,以省级以下的法院管辖区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为划分标准,以司法资源相对平衡和诉讼成本最低为划分原则,综合考虑地区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环境等因素,设置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方案与配套制度。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与法院人、财、物收归省级统管直接关联,因此,实现省级以下法院的跨行政区划管辖,同时还要解决好权力来源与监督的问题、人员任免与经费问题、法院管辖区划的权限问题、以及党的领导问题。

简介：人民法庭的存在源于中国乡土社会和民众法律心理基础的现实需要，在依法治国和乡土司法的融合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发挥这种作用，需在三个方面实现融合，即现代法制运作与传统司法意识的融合、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融合、法官专业化与世俗化的融合。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人权保障中的应有作用。

简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确定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法治政府建设属全党全社会重任、需坚持开放式结构、具有可测评性是其重要的思想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观念保障；行政疆域的廓清、合法最佳的统合、内外结合的监控是其重要的制度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结构保障；党政主要负责人同责、年度报告发布、示范创建活动是其重要的组织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行动保障。只有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法治政府梦才能得以实现。

简介：30多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无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既有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策略则日益显露出其诸多弊端和缺陷,并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和困境,严重制约着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因此,需要实现从国家＂构建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双向构建＂的转向,从而促进共建共享的治理秩序的形成,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简介：在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理论上习惯于强调法之道德基础性,而常常忽视了法治所应背负的伦理使命。我们当下所进行的全面法治构建,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基础上的理想法治,德治与法治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德治应为法治提供伦理根基,同时德治也需要法治的有效支撑。当代中国法治应该背负起的伦理使命,主要体现在：弘扬核心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公民与文明社会;铸造良好政府。法治所背负的伦理使命是三位一体的,弘扬理念、塑造良好公民、构建文明政府三者统一于法治理想国的构筑实践之中。因而任何忽视和背离法治之伦理使命的法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法治。

简介：一、刑法典频繁修正之检讨完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此后还会有《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将来修正什么规范（立法者既无法预知规划，更无法预知具体规范），但过往的历史和反复的现实往往预示着未来的趋势——我国刑法立法将一如既往地以修正案的形式推进对刑法典的修改补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简介：收容教育是我国治理卖淫嫖娼活动的主要手段。在实质正当性的层面，收容教育制度涉及到法律是否可以强制实施性道德这一颇具价值争议的问题。在形式合法性的层面，收容教育制度的法律依据违反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之效力判定原则，于法无据。在实际效果的层面，收容教育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既没有实现其法律效果，也没有实现其社会效果，反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简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是国家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是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保证法律实施的有力保障。然而，近些年来侵犯警察执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警察在执法时，经常受到执法对象及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侮辱、诽谤，甚至是暴力袭击，侵犯人民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人民警察的执法权益应该得到依法保障。

简介：P2P网贷平台犯罪不等于P2P非法集资犯罪,前者外延大于后者。根据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认为P2P网贷平台可定性为类金融机构,可能触犯的罪名包括非法集资、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非法经营三种罪。以罪名划分为主线,分别论述此三种罪名的具体罪状可能涵盖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并相应提出司法治理的建议。司法机关应当运用自身职能,参与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有效治理。建议以“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来规制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但不应根据人数、而应根据融资金额来设定入罪标准。对于尚未构成非法集资或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互联网金融违法活动,则以“非法经营罪”来进行规制,但入罪的标准应适度提高。在具体处断P2P网贷平台融资行为的法律效力时,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来作出合理的刑、民处分。在强化司法治理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管、并构建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信息基础。